陈毅将军在华东野战军中的声望无人可比，那么是什么因素共同塑造了这样的威望呢？

陈毅的领导地位要求他频繁进行报告，同时，他性格开朗，热衷于在各类大会上发表演讲。陈毅身兼数职，分别是华东局副书记、华东军区司令员，以及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理应而言，这般位高权重、一言能定乾坤的超级巨头，言语自当慎重。然而，陈毅却反其道而行，无所顾忌地畅所欲言。不赘述细节。让我们通过陈老总的多篇讲话，一窥他独特的领导才华。

一、让贤

1947年三月，华东野战军在莱芜战役中取得辉煌胜利之际，于淄川的大矿区召开了首次政治工作会议。在此，陈毅将军首次在全体高级将领面前阐述了自己与粟裕同志在作战指挥中所处的地位。

大革命时期，他作为一名青年知识分子投身于工农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成为了一名学兵，参与了南昌暴动，并曾上井冈山，担任过方志敏的参谋长，以及浙江游击队的领导者。在抗战时期，他担任了第二支队的副司令，江南指挥部的副司令，无论是江南还是江北，他都负起了总责，黄桥、天目山的反磨擦战斗，他同样承担了总责。在自卫战争中，粟司令所领导的战略区表现卓越，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的作风踏实，埋头苦干，成就斐然。在军事领域，我们期待在粟司令的领导下，大家能够勤奋学习。随着未来作战规模的不断扩大，统一指挥的需求愈发迫切。

华野经过统一整编后，亦曾召开过一次会议，然而鉴于当时局势的紧张，会议进程较为简短，并未深入探讨过多关于领导人职位分配的问题。在莱芜战役取得辉煌胜利之际，陈毅便不失时机地将此议题提出。

若是其他心胸较为狭隘的指挥官，岂会公开承认军事责任应由副指挥官承担？

细细审视会上粟裕的发言，更能深刻体会到陈老总的宝贵之处。

在本届大会上，原本安排的发言顺序是，首先由华东局书记兼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同志发表讲话，旨在传达中央的指示并部署接下来的军事战略。紧随其后，陈毅同志将就莱芜战役的胜利情况进行汇报。最后，黎玉同志将就山东地区的民政事务进行详细报告。

陈毅主动提议，指挥战斗并非其专长，由粟裕担任更为适宜。粟裕盛情难却，遂献上一份精彩绝伦的报告，将实践经验提升至理论层面。1984年，《军事学术》杂志发表了此文。

陈毅先生在发表完那番讲话后，仍觉意犹未尽。3月9日，他向记者提及粟裕将军的指挥才能，不禁神采飞扬地说道：“（宿北、鲁南、莱芜的胜利）这一切充分展现了我国军队副司令员粟裕将军在战役指挥上的卓越才能，他的常胜纪录不断刷新，战术越发出奇制胜，战斗技巧更是日臻精妙。”

称赞下属并非易事，尤其是面对那些能力超越自己的下属。然而，当赞美之词脱口而出，流畅自如、真诚坦率、充满正能量，其所带来的美妙效果，便不仅局限于被赞美者一人。陈老总的卓越情商与领导风范，于此便可见一斑。

二、非凡坦诚

1947年5月29日，华东野战军在孟良崮战役取得辉煌胜利之际，于沂水县坡庄召集团级以上干部召开会议，以总结战役经验。陈毅将军的发言多次令与会者为之动容，其话语之深刻，让人不敢轻易聆听。

例如，起初便抛出一个分量极重的疑问：“重伤员杀害俘虏，行为不端，公然对党组织进行欺骗，违背了政策。张灵甫是被我们所击毙的，而报告却称其为自杀。我们欺骗了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

张灵甫之逝，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言其被当场击毙，或称其被俘后遭处决，亦或有云其因投掷手榴弹而丧命。国民党方面则宣称其为自尽殉国。外界众说纷纭，各执一词。蒋介石坚称张灵甫系自尽，此举无疑旨在提振士气，并彰显其所谓的忠烈之节。

为何华野内部会有不同的说法？这主要是因为在孟良崮战役之前，华野所提出的口号是“攻占孟良崮、生擒张灵甫”，然而战斗结束后并未成功生擒张灵甫，反而将其击毙。部分纵队领导担心因此受到上级的追责，于是故意混淆视听，声称张灵甫是自杀身亡。

陈毅本有选择置身事外的余地，因这场决定性胜利已足以向中央汇报，无需深究细节。然而，若要揭露真相，便是坦陈一切，意味着在重大和核心问题上，上下级之间应坦诚相待。我们切不可仅从日常的办公室政治角度考虑（即便当时也存有类似观点），以为对下属应给予一定的宽容和自主权，以调和上下级关系。在军事领域，容错绝不能轻率，微小的失误可能带来严重的指挥错误，造成无数生命损失。

又如，谈及舞龙灯的战术。军中部分人士未能领会野战司令部的指挥意图，私下里对陈毅议论纷纷。常言道，纸终究包不住火，世上亦无密不透风的墙。陈毅对此类抱怨耳闻目睹，他选择了一种最为直接的处理方式，即在大会上公开提出这些问题。

依旧是在坡庄的会议中，陈毅同志发表见解：“提升我军行军能力，陈军长的电报指示清晰有力，而士兵们则用坚实的脚步回应。我们必须强化后勤支援，歼敌之战离不开行军，这实则是一场脚力的较量。独立师若行动迟缓，几乎会耽误大事。行走之际，切勿抱怨，务必坚韧不拔，努力加快步伐……”

谁在独立师中发表了高见？正是赫赫有名的皮旅之主。几乎可以断言，独立师内部颇有怨言。这并不令人意外。一方面，由于战术理念上的分歧，皮旅未曾遭遇过如此大规模的调动。另一方面，皮定均被调离皮旅，担任6纵的副司令，使得皮旅仅剩一个看似孤立无援、不受重视的独立师名号，仿佛是无人问津的孤儿，一旦遇到问题，自然怨声载道。

自是，亦不能完全排除其他部队中存在相似的抱怨。诚如陈毅所言，众多部队对粟裕并不熟悉。粟裕独特的作战风格，亦引发了众多山东将领的不认同。

在大会上直言部队中的不满，实属需要极大的勇气。陈毅将军敢于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虽表面上看似有损其威望，实则彰显了其坦诚的品格。

牢骚传播快，因其背后性。

谣言伤人，因其背后性。

一旦驱散所有阴霾，将明媚的阳光洒满每一个角落，那些抱怨、流言、暗箭伤人以及含沙射影的行为，都将丧失其存续的依托。

坦诚地直面自身不足，虽一时损害颜面，却能赢得阳光、清新、无私的领导威望。

三、团结

细读陈毅将军在华野时期的报告，其中关于团结的论述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

如这段：

第四，我们深知集中兵力首要任务是抵制地方主义，这一策略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经验。回顾日本投降之际，山东地区部署了三十万部队，其中野战军五万，苏中地区则有二十万，野战军三万。起初，五十万大军中仅有八万人投入一线作战，其余则分散布防。地方部队调动困难……孤立地守护一方，实乃不可取；一旦主要战线上取得胜利，其他各地的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选择退守山东，实则旨在巩固华中防线，这一点当时并未被多数人领悟，对于集中兵力的策略也多有争议，甚至在茅厕之中吟诗作赋：‘反攻不息，退守山东。嚼饼噎葱，有何高见？欲复华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众人方悟出集中兵力之益，但又有人指责集中时机过晚。不知集中兵力应逐步推进，不宜一蹴而就，将地方部队悉数集中反而不利，使得地方政权陷入游击战，难以正常运作。在集中兵力之际，次要区域仍需部署部分兵力牵制敌人，避免过度集中，地方兵力最多不超过三分之一即可；运用割韭菜战术，不宜连根拔起。”

复言道：“华中人士以山东人为‘粗鄙’，而山东人士则对华中人的发式颇有微词。”

批评不负责任言论。

在陈毅的反复强调下，华中与山东野战军之间的隔阂逐渐消融。

自然，并非所有言论都局限于自我批评或指责他人。对于一些高级领导人，陈毅亦有所批评，但他批评的方式颇具匠心。

比如对谭震林。

谭震林曾进行自我反省，承认自己有时显得过于急躁。陈毅亦以含蓄之语对其进行了评价。在鲁南战役中，我军全歼了敌方的第一快速纵队，然而部分主力纵队却在缴获大炮后不愿上交，对此，谭震林似乎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在客观上助长了某些纵队的本位主义倾向。

陈毅在报告中指出：“或许有人会这样讲，过去你未曾强调统一集中，而此次我一旦获得一批物资，便开始强调集中统一，且专为自己所用。实则不然。谭副政委提到在和平时期未曾预料，也未做好准备，此言不虚。我此前也曾有所提及，但未曾深入探讨。直至快速纵队被消灭之后，我才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火候恰到好处。

又如提及陈士榘，刚刚对他的长期参谋生涯表示了赞许，称其在山东军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紧接着，又补充道：“以近期为例，自他从北平执行部返程后，便立即投入到一纵队的整理工作中，并在南线成功牵制了敌军……”

笔者不禁回想起叶飞在其回忆录中对山野前指部分领导人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并提及了他们之间所发生的激烈争执。然而，在其他史料中，并未发现与之相呼应的记载，因此，有人认为这仅是孤证，不足以作为依据。

笔者亦深信此事未必未曾发生。然而，1946年在山东地区，一纵所遭受的不利待遇乃人所共知，众多史料相互佐证。陈老总提及曾协助一纵进行整理，其言辞显得颇为突兀，似乎别有深意。一纵的作战策略鲜明地体现了粟裕的风格，这让山东的将领们颇感不适，故而所谓参谋长协助整理之举，恐怕是引起了众人的不满。叶飞在其回忆录中提及宿北战役的相关内容，或许正是由此引发。

陈士榘后来在华野与粟裕携手共事，双方大体各司其职，理念上并未出现显著分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世友、王建安等人的合作模式。何以性情更为刚烈的陈参座却能比许王等人更快地实现转变？想来是陈老总巧妙地居中斡旋、施加压力、掌控全局，这才使得局面相对融洽。

陈参座对其指挥之才亦心悦诚服，至于许世友摔电话这类琐事，在陈老总眼中不过是小事一桩，不值一提。

概而言之，论及坦诚与无私，华东地区无人能出其右，这正是陈老总威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