戳穿王洪文“工农兵”的假象

于朝鲜战场之上，他企图逃离；在纺织工厂担任保全一职，他敷衍了事；至于奔赴崇明围垦，他心生退意。尽管他曾经投身于劳作、耕种、战斗，集“工农兵”的身份于一身，但他始终未曾成为一位出色的工人、农民或战士。

当过五年半的兵

1935年，王洪文在长春郊外呱呱坠地。翌年4月，正值16岁花季的王洪文毅然参军入伍。不久，他荣幸地成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踏上了前往朝鲜战场的征程。起初，他担任警卫员的职务，后来又转至某师通信科，成为一名通信员。

王洪文偏爱懒床，热衷于游历山水，享受河中戏水的乐趣，他生活随性，不拘小节。然而，在部队点名时，他却因松散的态度遭到了机关协理员的责备。面对批评，他竟当众与协理员发生争执，这一幕充分展现了其“造反”的一面……

昔日与王洪文共事于同一部队的战士回忆道：“曾有一次，领导指派他前往电台传达指令，他却因担忧途中遭遇敌军，故意拖延不愿前行。另有一次，部队机关所在的山区沟壑遭到了敌军的炮火袭击，他不顾首长与机关人员的安危，炮声一响便慌乱逃散，不知所终。五次战役结束后，为了挽回败局，美帝国主义发动了残酷无情的细菌战。一次，机关驻地不幸落下了携带病菌的物品，全体干部战士纷纷忙碌于清扫与清洗，而王洪文却因害怕感染，拒绝参与打扫工作。直至众人清理完毕，他才故作姿态地赶到现场。”

在震耳欲聋的炮火声中，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王洪文不情愿担任通信员一职，却向领导表达了自己想要加入乐队，吹奏喇叭的强烈愿望。

终于脱离了朝鲜战场的硝烟，我回到了祖国，成为了所谓的“和平兵”。在这里，我无需面对生死的考验，也无需忍受爬冰卧雪的艰辛。在安宁的日子里，凭借着口才出众，王洪文显得格外“先进”，竟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成为了他在服役五年半的时间里最为宝贵的“成果”，也成为了他日后政治生涯中的关键“资本”。

购军官服体验官瘾

1956年，王洪文告别部队，踏入南京，参与了一场军事集训。在此期间，学员们皆可配备一套解放军战士的制服，而他却巧妙地寻觅到了一套军官服。尽管他未曾真正佩戴过肩章，但肩头那细小的布条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对官职的渴望。复员后，这位来自东北长春的年轻人，被分配至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作。

王洪文在厂部办公大楼中来回踱步。毕竟这是一家大厂，整栋大楼里，每一间办公室都挤满了办公桌。他心想，凭借自己的复员军人和党员身份，在这个工厂里谋得一个职位应是轻而易举。他憧憬着泡上一杯香茗，点上一支香烟，窝在舒适的椅子上，翻阅报纸，批阅公文……他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单身宿舍中焦急地等待分配工作的喜讯，然而，意料之外，厂里却安排他前往第二纺织工厂担任保全工！王洪文踏入喧嚣的车间，心情瞬间跌落谷底。对于纺纱机和织布机一无所知的他，如今却要从事保全工作，无疑是从头再来！在他心底，悄然种下了对厂党委的不满之苗。然而，他不得不脱下心爱的军装，换上蓝色的工人制服，日复一日地与沾满油污的纺织机为伍。

“闲来品茶，独酌闷酒，闲散之余，唯有香烟相伴。”怀才不遇的王洪文，朝夕间香烟不离手，晚来酒盏常伴身。

“务必用心学习。若有所不解，尽管提问，我定会耐心指导，让你熟练掌握。”他的师傅是一位仁厚的老工匠，心想王洪文所困扰的，不过是技术上的疑难问题。

王洪文沉默以对，端坐于那由旧梭编织而成的椅子上，长叹一声，说道：“师傅，感激您的美意。直言不讳地说，我并无心投身技术领域，我的志向是投身于政治。”

王洪文眼中闪烁着对党支部书记职位的热切渴望；他怀揣着“吃政治饭”的念头，一旦登上这个宝座，便能够脱离生产一线，摆脱体力劳动的束缚；凭借他口才了得，他坚信“吃政治饭”远比“吃技术饭”更具前途。

遗憾的是，在党支部改选之际，他仅当选为支部委员，而支部委员一职属非脱产性质。

他沦为了一名“阿混”。对于学习技术，他早已提不起兴趣，过着浑浑噩噩的日子，得过且过。心中满是的不满、苦闷和无聊，下班后的时光，要么是一局接一局的棋局，用“车、马、炮”来消磨时光，要么是一觉到天亮。

文革初期，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王洪文

崇明：打鸟、钓鱼、捉蟹

王洪文对“技术饭”并无兴趣，仍旧浑浑噩噩地度日。尽管从事保全工作数年，但在技术层面上，他仍旧停滞不前，依旧停留在学徒的初级水平。

交织着，交织着，一次出乎意料的职务变动，几乎让王洪文怒火中烧：那是在1960年，我们年轻的共和国从“大跃进”的狂热中，骤然跌入了随后的三年困难时期。棉花产量锐减，原棉供应捉襟见肘，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生产陷入萎缩，人手过剩。恰在此时，为了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上海动员了十万围垦大军，奔赴崇明岛。在这份围垦人员名单中，王洪文的名字赫然在列。崇明岛是上海管辖的十个郊县之一，名为崇明县。对于上海而言，它是最偏远的一县，被称作上海的“西伯利亚”。

如今连保全工的职位都失去了，竟然要被派往崇明耕田！满腔的怨气和怒火，几乎要从眼中喷薄而出。他暗想，身为一名党员和退伍军人，竟落得如此田地，岂不令人悲愤？尽管他大声抗议，但终究无济于事。1960年10月5日，王洪文无奈踏上了开往崇明岛的船只。

初抵崇明之际，他常以被蒙头，沉溺于沉闷的梦境，整日面容愁云不散，数着指头期盼着回沪休假的日子。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渐渐适应了这里，于忧郁中觅得了快乐：河中鱼儿众多，钓鱼成为一大乐趣；海滩上螃蟹满地，一次便能捕获半桶，以蟹佐酒，美味无穷！崇明蟹，肥美硕大，历来是上海市场上的抢手佳品。如今，芦苇丛中，河岸泥滩，无不充斥着这些“横行霸道”的生灵！

崇明的鸟鸣声，唤醒了王洪文内心的欢愉。他携带着小口径步枪自上海而来，摆出了与鸟儿一决高下的姿态。

“懒散怠工，却以打鸟、钓鱼、抓蟹为乐，堪称英雄。”这句朗朗上口的俗语，生动描绘了昔日王洪文的形象。

牌局、棋局、酒宴，一踏上上海的土壤，便仿佛染上了“病”，这“病”缠绵许久，方才得以回到崇明。在那片时光的海洋中，两年多的光阴便这样虚度而过。

鉴于王洪文对“技术之路”并无兴趣，转而渴望投身“政治生涯”，领导便与他进行了谈话，希望他能留在崇明，担任农场干部。王洪文闻言脸色骤变，连连拒绝道：“让我留下，我绝不从命，哪怕是逃也要逃回上海！”最终，他成功“逃”回了上海。这一次，他摆脱了保全工的身份，成为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第二纺织工厂的治保委员。

科长梦的破灭

1964年，王洪文被调至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正式担任保卫员一职。至此，在入厂八年之后，他终于在厂部办公楼的那一隅，拥有了自己的办公桌。虽然保卫员仅是一名科员，但这毕竟标志着他由工人身份迈向了干部行列。鉴于他曾是复员军人，厂方还特地任命他为基层民兵连连长。他的职责是负责对厂技校的学生进行军事训练。

王洪文坐在保卫员的座椅上，目光热切地投向保卫科科长的宝座。那时，保卫科尚由一位代理科长执掌大权。

“即便是一名副科长，亦是不错的选择。”王洪文坐在办公楼的二楼，凝视着从唇间缓缓升起的烟雾，心中时常如此遐想。

每当工厂迎来外宾，王洪文总会将那四六分的小分头打理得整整齐齐。外宾踏入厂区，他总是抢先一步，热情地与他们握手；而当外宾即将离开，他亦会疾步上前，再次与他们握手道别。尽管现场的保卫科代科长已不止一次提醒他，保卫员的职责仅限于保障外宾的安全，而接待事宜则是厂领导的职责所在。然而，每当这样的场合来临，王洪文总是不甘于默默无闻，他总是喜欢在众人面前展现自己的热情与活跃。

他渴望摆脱当前的困境，在他眼中，唯一的出路便是“升官发财”，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升官”。那时的他，对于“升官”的渴望，仅仅是为了成为一名科长。正当王洪文沉浸在自己的“科长梦”之中时，一盆冷水突然浇灭了他的幻想，令他愤怒不已，美好梦想瞬间化为泡影。

彼时，上海市委的“四清”工作队正式进驻了上海国棉十七厂，标志着“四清”运动的正式拉开帷幕。“四清”运动，顾名思义，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这一运动后来被统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在“清经济”运动期间，工作队接到群众举报：王洪文所穿衬衫，其内衬竟是用工厂的花布制成，明显涉嫌盗窃。此外，在修缮个人住宅的过程中，王洪文所使用的黄沙、水泥，乃至门锁上的弹子，均来自工厂，同样涉嫌偷窃。外宾离开后，王洪文不声不响地将剩余的高级香烟纳入私囊。更有目击者发现，他从定海路上堆放的公家木料中，私自搬走了一根最粗的木料。然而，最令王洪文尴尬的是，有人竟要求他现场脱下那件涉嫌偷来的花布衬衫，使他面颊涨得通红。

虽说都是些小偷小摸的事儿，算不上大是大非，但是毕竟暴露了王洪文灵魂深处的肮脏。尤其他身为保卫科干部，身为共产党员，这些丑事使他名声挺臭，他差一点连科员都保不住了，当然别指望当科长了。

王洪文并未对自己的不端行为表示悔意，反而反咬一口，心中对厂党委积怨难消。他对“四清”工作队亦怀恨在心，更对那位向厂方举报他偷窃行为的定海街道第五里委会第二居民小组长余凤珍耿耿于怀。他报复心极重，誓言有朝一日要让余凤珍付出代价。

恰在此时，一场被形容为“史无前例”的暴风雨横扫了整个中华大地……

王洪文进入中南海是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刘振有

林彪的覆灭，陈伯达的陨落，致使原先位于张春桥之前的两位名字被一笔勾销，张春桥由此跃升为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的第五位重要人物。

林彪身为当时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然而，他在一次失误中跌入困境，导致副主席之位出现空缺。张春桥的目光紧紧锁定那空荡荡的席位。尤其是在毛泽东下令筹备中共“十大”之际，张春桥深知时机将至，便开始盘算着如何才能填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空缺。

在一天的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于中南海内，对张春桥随口提问：“王洪文是否擅长撰写文章？”

张春桥对毛泽东的话感到惊讶。

他回应道：“王洪文也具备一定的写作能力。然而，与姚文元相比，差距确实颇大。”

回到钓鱼台，张春桥琢磨着毛泽东为什么问起王洪文。他意识到，毛泽东正在考虑中共“十大”的人事安排。毛泽东突然问及王洪文，莫非他看中了王洪文?

他自然难以启齿询问毛泽东。于是，他转向了江青寻求帮助。

江青与张春桥间依旧维系着多年的深厚“战友情谊”，两人无所不谈，情谊深厚。

她向张春桥透露了一条关键信息：“不久前，康老与主席进行了会面。康老提及，他早年专注于工人运动，因此对‘文革’期间涌现的各地‘工人领袖’格外关注。在与主席的交谈中，他称赞上海的工人运动进展顺利，特别指出王洪文是值得关注的人物……”

闻言，张春桥的面色霎时变得苍白。他心中明镜似的，意识到康生正暗中施计，企图遏制他权力扩张的势头。

果不其然，数日之后，毛泽东便对张春桥就王洪文的情况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询。然而，毛泽东并未透露其背后的意图。

不久之后，毛泽东明确指示，王洪文需来北京。

1972年9月7日，王洪文遵命抵达了北京。然而，即便是王洪文本人，也未能确切知晓此行北京的真正含义。

毛泽东召见王洪文，王感意外。

于书房之中，毛泽东紧握着这位37岁青年的手。

79岁的毛泽东，自“亲密战友”林彪的叛逃以来，其内心承受了极大的打击，致使老态龙钟之态愈发显著。

在召见之时，张春桥立于身旁，其言行举止，一览无遗，听来亦是一清二楚。

毛泽东与王洪文亲切交谈，询问了他的学业与军旅经历，言谈中流露出极大的热情。他关切地询问王洪文究竟受过多少年教育，服兵役又是几年，并对王洪文集“工农兵”三者于一身的经历给予高度赞扬——他不仅曾投身军旅，还投身农业劳作，并在工业生产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毛泽东宛若一位严师，接连不断地抛出问题。他叮嘱王洪文，要多阅读马列的经典著作，广泛倾听各类会议的见解……

毛泽东未曾透露调王洪文来京的真正目的，张春桥亦不便直言其事，于是王洪文暂居京城，心中颇感烦闷，宛如笼中之鸟。

沉重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与《列宁全集》堆叠在案，王洪文仅翻阅数页，便觉兴味索然。

无朋友吹嘘，他甚感孤独。

他打电话给上海解闷。

马天水的笔记本中，存有一份彼时的王洪文电话通话记录。

抵达京城之后，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每日里，不是忙碌于会议，便是疲惫不堪。这几日，接连参加了七机部的会议、河南的集会以及湖南的聚会。每日午后三时出发，直至深夜方才返家。我无法专心阅读。调至这里，我实在不适应，渴望能早日重返上海……

恰在此时，张春桥向毛泽东透露了王洪文意欲返回上海的意向。

“他怎么能够返回上海呢？”毛泽东微笑道，“我有个想法，建议他担任副主席一职。但此乃我个人之见，尚未提交政治局讨论。请你保密，切勿对外透露，也不必告知王洪文。”

张春桥的旁敲侧击策略终于奏效。他巧妙地从毛泽东的话语中，洞察到了其深意。

张春桥的内心充满了纠结：王洪文，这位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干部，正是在“安亭事件”中，他一手栽培而崛起，最终成为上海市“革委会”的副主任，以及中共“九大”的中央委员。然而，如今王洪文如同搭乘“火箭”般攀升，从他昔日的部下跃升至他的上司，夺走了本应属于他的副主席之位，这让他倍感不悦。当然，也有令他慰藉之处，因王洪文毕竟是他的人，其入驻中央，无疑增强了他的势力。无论王洪文如何翻云覆雨，终难逃脱他的掌控……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锻炼，王洪文在北京逐渐脱颖而出，展露出了自己的锋芒。

那是在1973年5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应毛泽东的提议，王洪文、华国锋、吴德三位同志被决定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与中央工作。

此外，经研究决定，王洪文将担纲党章修改小组的领导工作，而张春桥与姚文元则将负责起草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

1973年8月20日，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正式在北京设立，成员总数达到104人。其中，王洪文被任命为主任，备受瞩目。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则担任副主任。这份名单，系毛泽东所提议。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周恩来同志担任了政治报告的演讲，这一结果正如众人所预期。

随着梳着小分头的王洪文步上主席台，开始就修改党章进行报告，国内外顿时为之愕然。

外国记者锐敏地发表评论：“毛泽东选择了年轻的上海工人领袖王洪文，作为他的接班人。”

起初，他选定刘少奇为继任者，却在“文革”期间遭遇覆灭。接着，他转向林彪，但林彪最终自毁前程。此番，他指派王洪文成为接班人，真不知这位年轻的接班人未来将有何等命运。

8月30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正式揭晓了选举结果：毛泽东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而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同志则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如此，一位工厂的保卫科长，搭乘荒谬岁月的火箭，瞬间跃升至党的最高领导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