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30年代的共产党员

作者按：

我父亲马海德与宋庆龄女士间维系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深厚友谊。作为宋庆龄晚年时期的一名摄影师，我有幸伴随她走过了人生最后十年的时光。宋庆龄女士，是我由衷敬仰的楷模。特此撰文，以表达我对她的深切怀念与敬意。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的共产国际就把宋庆龄发展成为共产党员。此后的几年里，她不仅为共产国际服务，也为中国共产党服务，其中包括做情报工作。根据已解密的档案推断，宋庆龄加入共产党的日期应该在1931年7月至1933年5月之间。

宋庆龄

廖承志在1981年的回忆中提及，那是在1933年5月的一个清晨，宋庆龄踏入了何香凝的住所。当只有他们两人独处时，宋庆龄向廖承志坦陈：“我此行乃受最高层委托。”廖承志听后，一脸惊讶地问道：“最高层？”宋庆龄简洁回应：“国际。”继而补充道：“共产国际。”廖承志惊愕。

“明白，我只有十分钟。”她从随身皮包中取出香烟，自燃一支，随即走出房门。廖承志迅速完成了名单的书写。十分钟后，宋庆龄返身，从皮包中又取出一根纸烟，将烟丝挑出，将廖承志所写的名单卷成小卷，重新放回皮包，然后急速离去。

廖承志回忆道：“尽管过了将近50年，但那短暂的不及半个小时的每一分钟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不难看出，宋庆龄这时已经是能够代表共产国际“最高方面”来接头索取情报的人了。由此可以说，在1933年5月以前，宋庆龄已经成为为共产国际工作的共产党员。

俄罗斯国家当代历史文献与研究中心的档案中保存着一段珍贵的史实记录：当年1934年6月，共产国际联络局派遣至远东地区的一名代表，在其向上级提交的备忘录中提及：“关于孙宋庆龄（孙夫人）的问题。她是一位优秀的同志，理应留在党内。然而，将她吸纳为党员却是一个重大的失误。这象征着共产国际驻华政治代表提议接纳她加入党组织。她毫不犹豫地愿意奉献一切。她对于秘密工作的精髓有着深刻的领悟。即便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她也成功地举办了反帝大会。然而，一旦她成为党员，她那独特的价值便会不复存在。”

以上可以看出宋庆龄确实是加入了共产党，加入时间应从1931年7月从德国回国参加母亲的葬礼，至1933年5月跟廖承志谈话之前这段时间。

宋庆龄是怎样加入共产党的

1931年4月25日，武汉城内，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不幸落网，不久后，他竟心生叛意。顾顺章是周恩来在中央特科的主要助手，是专门负责处决内部叛徒和间谍的所谓“打狗队”队长。他的叛变使中共包括上海的地下党损失巨大，差点造成了中共地下党的“灭顶之灾”。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打入中统的共产党员，他在第一时间获取了顾顺章叛变的情报，并及时通知地下组织机关转移。周恩来、钱壮飞、陈赓等领导同志全部撤离白区，中共地下工作基本停了下来。

不过，在上海还有苏联共产党领导的秘密组织———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是指导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反抗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组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就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共产国际还为中国共产党提供经济上的支持，每年向中共地下党提供25000美元经费。红军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也是共产国际派去的。

牛兰夫妇

顾顺章一旦背叛，便揭露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负责人，即波兰血统的牛兰夫妇。不久，牛兰夫妇在上海租界落入了捕手的网中。牛兰，作为苏联十月革命时期进攻“冬宫”的指挥官，此后于1930年始，担任共产国际在上海负责管理远东数国情报、秘密电台及经费的领导人。他的被捕引起了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最高层的极大震动。牛兰手中掌握着各国共产党的机密情报，更要命的是，牛兰还有大量的绝密文件，不知存放何处。如果他叛变，那么共产国际在各国的地下党也将有“灭顶之灾”。所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的最高领导指示“不计一切代价营救牛兰夫妇”，并派苏联红军参谋总部的特工、号称“红色谍王”的德国人佐尔格亲自参与营救行动。

佐尔格以三万美元的巨资成功策反了一位国民党官员，然而，他仅从牛兰手中获取了一张用俄文书写的简短平安符。在20世纪30年代初，三万美元无疑堪称一个令人咋舌的天文数字。谍王佐尔格本领有限。共产国际之高层再次萌生利用扣押于苏联的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与牛兰进行交换的念头。随即，这一指令被传达至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代表。此刻，国民党统治区笼罩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之下，中共地下党组织纷纷迁往江西，因而无法对共产国际提供有效支援。究竟是谁具备与蒋介石接触的资格？显然，宋庆龄在那时是最理想的候选人。

两个月后，宋庆龄在途经苏联回国安葬母亲之际，恰逢牛兰被捕。彼时，她身为孙中山的伴侣，被誉为国母，出身显赫，她温文尔雅、体态娇小，是一位风姿绰约的贵夫人。她的弟弟宋子文担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及财政部长，妹夫蒋介石则是国民党的领袖，而她自己亦身兼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之职。但在宋庆龄的内心，她痛恨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依然坚守着丈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信念，并对共产党有着深厚的感情。然而，彼时她深感“报国无路”，苦寻不得一组织以成全其夙愿。

正当此时，共产国际的政治代表前来拜访了宋庆龄。当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转达了交换人质的指示后，宋庆龄表示答应帮助，并试探性地表达了自己愿意加入共产党、从事秘密工作的请求。这名代表向莫斯科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作了汇报。在季米特洛夫的回忆录里有这样的记载：宋庆龄“已近乎是共产党员”。

值得关注的是，宋庆龄对革命事业满怀热情，且经验丰富。早在1914年，便在孙中山的感召下投身于秘密活动的行列。她始终保持着一种隐秘的生活习性，诸如从不笔录日记，也不存留任何书面记录。即便是在与他人通信时，若涉及政治观点，她也总会敦促收信人予以销毁。自与孙中山结为连理，直至新中国成立，她的坤包之中，除了常备的口红与烟盒，更不时藏有一支弹药满装的美国产手枪。

据此分析，可以推断出，正是在1931年年底，为了营救牛兰夫妇，共产国际紧急推进了对宋庆龄的接纳，使其成为共产国际秘密工作的成员。

在苏联的蒋经国

1931年12月，宋庆龄遵照共产国际的指令，寻求与蒋介石会面，以实现“以蒋经国换取牛兰”的交易。在当月的日记中，蒋介石记录道：孙夫人意图放逐苏俄共党东方部长。其罪状昭然若揭，然而却以归还经国为饵，试图说服我放其自由。我宁肯让经国不得归来，亦或任由苏俄对其施以极刑，绝不愿意以牺牲国家利益来换取亲子之欢。国破种亡，乃天命使然，我又怎能寄望于侥幸逃脱！我只愿法度不因我而败坏，国家不因我而沦丧，以保我父母的名誉不受玷污，如此便已足矣。蒋介石的日记宛若一篇次日将公之于众、夸耀其大义灭亲之举的声明。

尽管宋庆龄未能成功说服蒋介石进行人质交换，她却成功将牛兰的死刑判决调整为无期徒刑。她于上海成立了“营救牛兰”委员会，竭力为狱中的牛兰争取到前往南京鼓楼医院治疗的机会，并将她的儿子接到家中照顾。1937年12月，日军攻打南京之时，牛兰夫妇趁乱逃跑。其间，牛兰始终没有暴露过共产国际的秘密，共产党员宋庆龄功不可没。

终身奉献共产主义事业。

宋庆龄与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党员一样，都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去战斗的先进分子。鉴于共产国际及宋庆龄本人均具备极高的警觉性，她的真实身份始终得以保持隐秘。

三十年代初，宋庆龄毅然挺身而出，成功解救了陈赓、廖承志、陈独秀等多位中共要员与革命斗士。至1936年新春伊始，冯雪峰抵达上海，肩负起地下党工作的领导重任。宋庆龄便邀请冯雪峰与潘汉年共同委派一位中共党员担任其私人秘书，专责维系她与中共地下党组织之间的沟通桥梁，传递她所收集的南京国民党高层的机密情报。中共遂派李云同志前来履职。

“孙夫人与我党携手并肩，坚定不移，凭借其独特的身份与崇高的地位，发挥着无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据李云回忆，地下党由于电台被破获，无法和陕北的毛泽东及中央红军取得联系。宋庆龄帮助找来了张学良签发的特别通行证，并提供路费，地下党派号称“红色牧师”的董健吾前往陕北，由此接通了上海地下党和陕北红军的联系。

1936年3月，应毛泽东的请求，宋庆龄派去了美国医生马海德；6月又派去美国记者斯诺。11月，毛泽东又向宋庆龄借了5万美元。“敬爱的同志：我必须向您汇报以下事项，这些事项或许会对我的工作构成威胁，并可能损害我未来在中国参与或与之有所联系的各项运动。””由此可以看出，王明是知道宋庆龄共产党员身份的人之一。

自宋庆龄加入党组织，共产国际便慷慨资助，不仅为其配备了充足的资金支持，还特地派遣美国籍的史沫特莱担任她的英文秘书。随后，又安排了奥地利人魏璐诗女士加入团队，协助她的工作。史沫特莱与魏璐诗均为共产国际的情报工作者，宋庆龄得以通过她们以及共产国际与外界保持紧密联系。魏璐诗与宋庆龄之间维系了一生的深厚友谊。魏璐诗离世后，在宋庆龄基金会主席黄华先生及其夫人何理良女士的热心协助下，她的安息之地得以选址于宋庆龄陵园，与宋庆龄女士的墓地相隔仅有20米的距离。

1937年12月23日，为避战火硝烟，宋庆龄携秘书李云一同，从上海远赴香港。

随着国共合作的开始，宋庆龄的工作重点由地下转向公开，继续支持帮助中国共产党及解放区的军民。从此，宋庆龄的共产党员档案锁在莫斯科苏共中央厚厚的保险柜里，70年后才得以解密。

“我曾是秘密前往陕北加入红军的一员。若斯诺的书籍一经公开发表，可能会危及我在上海的亲朋好友的安全。”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原来父亲口中提及的“上海的中国朋友”正是宋庆龄女士。

父亲当时就知道宋庆龄和共产党来往密切：她经常安排“一些人”在我父亲的诊所开会，还曾让父亲协助她买大量的医药器材送给苏区，并护送中共要员出国。后来，她又把我父亲送去参加红军，为陕北的军民治病。

年仅26岁的美国人马海德，之所以在参加红军半年后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和当时已是共产党员的宋庆龄言传身教分不开。父亲革命的一生，源于共产党员宋庆龄同志的帮助和指引，我们永远感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