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刘仁静

刘仁静真倒霉。

1929年12月29日，彼方归国未久，党中央即在《红旗《致刘仁静的公开信》一经刊发，便对他提出了严正要求，限定他于三日内阐明问题所在。然而，刘仁静未经党中央的批准，擅自前往土耳其探望被苏共开除的托洛茨基，归国后亦拒不进行汇报。

此事异常。通常情况下，党内内部进行批判与处分即可，何须公之于众？个人推测，关键原因可能是为了向苏联的领导层，尤其是斯大林展示，那时的苏联共产党被视为“老大哥党”。

党内竟有骨干党员与斯大林立场相悖，此情此景，实难容忍！

然而，“零零后”的刘仁静已彻底沦为“洗脑”的牺牲品。在那岛上的日子里，刘仁静与托洛茨基漫步于蜿蜒曲折的小径，时而交谈，时而乘坐小舟在海面上悠然荡漾。他们时而用英语，时而用俄语，谈得投机，刘仁静更是完全倾心于托洛茨基的理论，成为了托派的忠实信徒。他誓言回国后要努力争取更多支持者，致力于创建中国的托派组织。

1929年岁末，党中央作出了开除刘仁静党籍的决定。然而，刘仁静本人回忆称，他并未接到任何通知，亦未曾目睹开除党籍的决议文件。此后，他方才听闻，此事由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亲自执掌。雅罗斯拉夫斯基他曾前往列宁学院调查，以弄清是谁资助了他的路费。此事进一步证实了苏联党对此事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

刘仁静对党组织批评进行检讨。

“此次，我在返回国内的途中，未向共产国际及党中央透露行踪，私自前往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拜访了托洛茨基。这一举措，纯属我个人的决定。”

所谓个人行为，实则旨在与导师陈独秀明确划清界限。二者早年关系亲密，陈独秀身为我党创始人之一，刘仁静亦系早期党员，严格而言，陈独秀对刘仁静实有提携之恩。1922年11月，刘仁静随陈独秀前往莫斯科，参与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会上安排了大会发言，要求使用俄、德、英、法四种语言。因陈独秀无法运用这四种语言发表演讲，刘仁静便代为发声。这位年仅二十岁的中国青年，在面对从马克思到列宁一脉相承的各国共产主义精英时，谈吐自如，风采尽显。

作者自述：研究不易！陈独秀案，作为那个复杂年代党派斗争的产物，其定性已由中共中央的数个决议明确确立。陈独秀与托洛茨基派别联合，创建了中共历史上的首个反对派组织。这一历史事件使得其晚年资料成为高度保密的档案，仅限于特定人士在特殊情况下查阅。即便是对历史有深刻研究的学者，或是高层官员，若无正当理由和审批，亦无法接触这些资料。对陈独秀的研究一度成为禁忌，公开发表的仅限于批判性的内容。即便是一些有正义感的史学家，如孙思白、丁守和、彭明、林茂生等，在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若对陈独秀在运动中的作用给予客观评价，也会立刻招致批判和迫害。然而，历史的车轮终于带来了转机。在“文革”结束不久，档案管理尚不完善的时期，我们开始了对陈独秀晚年资料的搜集工作。经过约一年的努力，我们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搜集到了关于陈独秀晚年及中国托派运动的丰富资料，仿佛发现了蕴藏丰富的金矿。这些资料之系统，几乎囊括了陈独秀从1929年被开除至1942年去世期间，与中共中央斗争的几乎所有文件、文章和书信；从1929年转向中国托派及1931年被选为托派中央书记后，与国民党、共产党及托派内部极左派斗争及呼吁联合抗日的几乎所有文件、文章和书信；以及中国托派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莫斯科成立，到1952年在大陆被取缔期间的几乎所有文件、文章、书信……

当时，国内已涌现出数个托派组织。其中之一是由返自莫斯科大学的反斯大林派学员所发起的“我们的话派”，而另一组织则由陈独秀所领导，名为“无产者派”。

刘仁静在被党组织开除之后，依照与托洛茨基的对话，立志在中国推广托派势力。因此，他不遗余力地与各派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然而，他那根深蒂固的旧习难以为改。他自诩曾直接受到托洛茨基的教诲，并携带着托洛茨基亲自草拟的纲领归来，因而颇为自负。他俨然将自己定位为托洛茨基的代言人以及正统托派的中坚，摆出了领导者的姿态。然而，这样的行为却引发了其他托派成员的反感，他们既不愿接受他的领导，亦不愿与他携手合作。

迫于无奈，刘仁静只得召集王文元（亦即王凡西）等同仁，另辟蹊径，创办了刊物《十月》，从而被冠以“十月派”之名。

提及王凡西，不妨略述一二。他出生于浙江海宁，一座孕育英才之地。在苏联东方劳动大学求学期间，他深受托派思想的熏陶，并悄然加入了这一组织。1928年秋季，他跻身于莫斯科孙中山大学托派秘密组织的领导行列。

刘仁静、王凡西属中国托派十月社作为“XX”的共同创立者，然而，我们的关系经历了从短暂的合作到快速的分裂，直至最终的对立。

《文革前十年史》回顾了1956年至1966年这十年间的中国历史。《文革》前的十年历史波澜壮阔，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文革”的爆发，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寻，其历史根源，无不源自于此。

1929年，刘仁静自苏联归国，随后与王凡西等同仁一道，毅然决然地告别“我们的话”派，自立门户，创建了“十月社”，并着手出版《十月》杂志。彼时，他们共同对陈独秀提出了尖锐批评，指责其为“投降主义”，并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直指陈独秀为“老机会主义者”。

然而，在“十月社”中，刘仁静的任性表现得尤为突出，她展现出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自诩为“托洛茨基的唯一传人”，对异见者采取排斥态度，这使得组织内部的矛盾愈发尖锐。最终，多数“十月社”成员（包括王凡西）认为她的行为缺乏原则，且玩弄权谋，遂将其予以除名。此后，刘仁静孤身一人创建了明天社然而，响应者寥寥无几，唯有其妻子一人加入其中，使得他孤身一人，形同“孤家寡人”。

王凡西于2002年走完人生旅程，享年九十五载。1957年，他在澳门寓居期间，撰写了颇具价值的回忆录《双山回忆录》。在书中，他对刘仁静的评述尤为尖锐，将其描绘为“狂傲自大”，自诩为托派正统的传人；同时，王凡西指责刘仁静“玩弄阴谋”，并非真心实意地追求统一；此外，他还认为刘仁静“缺乏原则”，常常根据个人喜好篡改历史。

这种评价虽未必全然精准且详尽，却足以显现刘仁静的个性特征。

刘仁静只是个性直率，称其“玩弄阴谋”略显过分。如在党的“一大”期间，他与李汉俊曾展开激烈论辩。然而，会议迁至嘉兴南湖后，代表们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中央机构领导人，刘仁静投给了李汉俊，而李汉俊仅获得了这一票。当唱票人董必武惊讶地询问：“是谁投给了李汉俊？”刘仁静坦诚以对，爽朗地回应：“那是我投的！”有人对刘仁静的评价是：“他个性刚强，对于所信奉的理论或文化艺术，始终如一；性情坦率，从不受世俗之道的束缚，但这种特质却也引来了诸多纷争。”

常言道，江山虽可更改，但人的本性却难以转变，此言不虚。

刘仁静怀揣着成为托派领袖的雄心，四处奔走游说，力图将分散的托派力量汇聚成一股合力，共同投身于革命事业。托洛茨基亦抱有相似的愿景。在刘仁静的不懈努力下，1931年，各托派组织齐聚上海，召开了一场所谓的统一大会。会上，陈独秀被推举为总书记，而刘仁静仅获得中央委员的席位，这让他心中愤懑难平，满腹牢骚，尽管如此，他也只能无奈接受。

刘仁静深信自己理应成为领袖，这源于他在岛上接受了托洛茨基长达二十余日的亲自指导。在他离开之际，托洛茨基口授内容，由其子协助记录并打字，最终整理成一份题为《中国现状与中国反对派（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的任务》的纲领性文件。这份文件实质上是一份委托书，刘仁静将其带回国内，作为指导中国托派行动的纲领性指南。

于是，刘仁静向托洛茨基寄去了一封恳切的信件，期望他能挺身而出，进行干预。然而，托洛茨基当时正身处流亡之中，自身难保，这让刘仁静逐渐感到失望。在托派内部，他与陈独秀等人屡次意见相左，引起了众人的不满，最终被驱逐出了托派。

至关重要的是，陈独秀亦对他颇感厌恶。在走投无路之际，刘仁静曾试图重返陈独秀的面前，毕竟彼此曾是旧识、资深领导者，然而，同样性格刚毅的陈独秀却毅然拒绝了他的会面请求

【在时间的长河中，自50年代末期“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拉开序幕，直至60年代上半叶，这一时期跨度长达八年。正当风雨欲来，作者笔锋陡然收束，其中固然有难以言说的隐情。然而，他细致入微地描绘了那段不可言说的十年劫难的背景……全书以四条主线贯穿始终，分别是恢复经济、中苏论战、社教运动以及文化批判。这四条线索既相互串联，又并行发展，在时间轴上交织成网。例如，中苏论战发生在60年代初期，而社教运动亦同期展开。随后，在国际舞台上，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破裂；在国内，社教运动之后，接踵而至的是过火的文化批判，预示着山雨欲来。从国内角度看，我们走过的道路是“运动——局部修正——再运动——再局部修正”，如此往返循环，始终无终。】

陈独秀，中共的创党元勋，却也一度成为了中国托派的显赫人物。在1927年大革命遭受挫败之际，陈独秀及部分中共领导人对共产国际的方针产生了疑虑，从而开始接触并采纳了托洛茨基的理论。到了1929年，因他公然批判中共中央的政策，并倡导讨论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陈独秀被剥夺了党籍。1931年5月，在托洛茨基的促成下，陈独秀与若干托派小团体合并，创立了统一的全国性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后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并被选为总书记。然而，随着抗战全面爆发，陈独秀与托派的关系渐行渐远。他公开发表支持国共合作抗日的立场，反对托派继续以“国民会议”为中心的合法斗争策略，并于1938年遭到托派中央的公开抨击，被指责为“机会主义者”。因此，陈独秀一度身为托洛茨基派的领军人物，却并未对其主张始终保持忠诚，其晚年已与该派系产生显著分歧。

失业后的刘仁静生活迅速陷入了困境。他将妻子陆慎之一同带到北京，受雇于一位美国人担任翻译，然而不久之后，他却遭到了南京政府的逮捕，并在狱中度过了三年的刑期。

1937年4月，刘仁静获释。

他首先抵达上海，却未能觅得一份工作，无奈之下只得转赴武昌，却因陈独秀未予接见而不得不继续南行，最终抵达重庆。在借助人脉进入国民党三青团宣传处担任科员后，他撰写了众多抨击红色政权的文章。随后，他颠沛流离至西安，得益于友人的引荐，他终于得以获得一份相对稳定的职位，成为战干四团的俄语教官。不久后，他晋升为上校教官，转而教授历史课程。然而，一年多后，他再次遭到解雇。至于原因，无人知晓，但据我判断，他的个性恐怕难以被人所接纳。

继而，刘仁静在陕西省教育厅长王友宣的引荐下，受聘担任教育厅编审室的编审，同时担任西安《正报》的主笔一职，直至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

解放上海的翌年，刘仁静步入知命之年，锐气早已消磨殆尽。他致信上海军管会，不久之后，又亲自前往北京，向中共中央组织部递交了一份悔过书。

1950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上刊发了刘仁静的公开声明，他在声明中坦诚自己曾犯下严重的政治错误，并郑重承诺，今后将坚定地跟随党的步伐，在毛主席的指引下，全力以赴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中央媒体先后对同一位人物进行了专题论述，先是《红旗》杂志，继而是《人民日报》。当然，这一现象与他作为重要代表的身份密不可分。

不久之后，刘仁静受命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并长期担任人民出版社的特约编辑。随后，他又荣幸地被聘请为国务院的参事。

1987年8月5日的拂晓时分，刘仁静如平日般步下楼梯，前往对面的北京师范大学操场，继续他的舞剑之习。

谁料，行至街头，一辆疾速行驶的汽车猛然冲来，将其撞倒在地，瞬间夺走了他85岁的生命。

撞死他的司机怎么也想不到，他撞飞的竟是中共一大代表。

刘仁静，在众多杰出代表中，是最后一位离我们而去的人。

【1922年，毛泽东介绍李维汉加入了共产党，从此开启了他革命生涯。后来他曾经4次担任毛泽东的领导，还娶了邓小平的前妻金维映。1948年10月直至1964年12月，李维汉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17年，李维汉提出了许多重大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他提出经过由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经过公私合营，利用和改造民族资本工商业，逐步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自1962年起，李维汉因“失当”言论频遭指责，至1965年，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要职亦被剥夺。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他不幸成为“四人帮”的打击目标，党内一切职务悉数被撤销，遭受四十余场批判会，且被监禁长达八年，最终被下放到湖北省咸宁市接受劳动改造。在监禁期间，李维汉不幸患上严重的结核性腹膜炎。

历经“文革”的终结，李维汉终于重获人身自由。1979年，重返工作岗位之际，他对那段“十年内乱”的历史深感痛心，进而进行深刻的反思。李维汉指出，错误之源多源于家长制、独裁式决策、偏袒私情以及个人崇拜等现象。他强调，“若推行家长制，对他人哪怕是微小的不同意见亦难以容忍”，最终往往不可避免地走向悲剧的结局。步入暮年之际，他挥笔撰写回忆录，对党史及共和国历史中的诸多经验与教训进行了深刻总结。这部倾注了他多年心血的巨著——《回忆与研究》，全书共计68万字，于1986年正式出版，现已成为极为珍贵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