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仓，字自箴，生于公元1900年，卒于1950年，原籍河北遵化，但诞生于古都北京。他曾就读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并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第九期工兵科。其职业生涯丰富，历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教育科科长，同时担任武汉城防指挥所主任；后晋升为第八集团军参谋长，再后来，又担任第四战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兼靖西指挥所主任。此外，他还曾担任军政部胶济区特派员、第四兵站中将总监，以及国民党“国防部”的中将高级参谋。1948年春，陈宝仓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翌年，他赴台湾秘密工作，成为吴石情报小组的核心成员。不幸的是，1950年3月，他被捕，并于同年6月10日在台北马场町壮烈牺牲。

立志救国，投笔从军。

陈宝仓，于公元1900年诞生于古都北京。那一年，八国联军铁蹄踏破京城，陈宝仓的父亲所经营的松宝斋古玩店亦难逃劫难，家业由此陷入衰落。在小学求学期间，陈宝仓勤奋好学，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他凭借优异的成绩争取到了减免学费的机会，从而顺利完成学业。

陈宝仓在青少年时期，身姿清瘦而肤色白皙，身材挺拔，且文采斐然，擅长吟诗作赋。彼时，国家内忧外患，军阀割据，战火纷飞，陈宝仓心怀救国壮志，果断放下笔杆，投身军旅。他考入河北清河的军官预备学校，经过两年的磨砺，凭借优异的成绩，成功转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第九期工兵科。在保定军校的两年半学习生涯中，陈宝仓在各项课程中均表现出色，连续多年荣获奖项。

1923年夏日，陈宝仓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完成学业，随后与同窗郭宗汾、段翔九、孙景先、施敬公等结伴前往太原，投身于阎锡山的晋军之中。陈宝仓凭借卓越的才华，自排长起步，一路晋升至连长、营长、团长、师参谋长，乃至司令部上校教育科长，职位逐级攀升。然而，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让他心生厌倦。

1937年伊始，陈宝仓应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政务次长、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长陈诚之邀，前往江西庐山军官训练团接受培训。完成培训后，他被派往江西南城，担任土木工程训练班主任一职，致力于国防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不久，他再次被调任，担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教育科科长，并兼任武汉城防指挥所主任，直接参与并指挥武汉的防务工作。

1937年7月，卢沟桥的硝烟弥漫，标志着全面抗战的序幕拉开。面对日军即将发动的猛烈攻势，陈宝仓将军亲率部队，精心设计并构筑了武汉的坚固城防体系。

1937年8月，日军的铁蹄猛扑上海，淞沪会战随即拉开帷幕。陈宝仓挺身而出，主动请战，奔赴苏皖战场的最前线，担纲前敌指挥部工兵司令的重任。他在昆山筑起防线，率领部队顽强守卫了百余日，为上海及长江下游地区的民众与物资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安徽宣城的激战中，陈宝仓不幸遭受日军飞机轰炸，身受重伤，右眼不幸失明。尽管伤势未愈，他仍以惊人的毅力，在数月后重返战场，投身于武汉会战的烽火之中。

1938年6月，应第九战区司令官陈诚的举荐，陈宝仓受命担任张发奎将军麾下第二兵团的参谋长，并投身于德安战役的指挥工作。在此战中，陈宝仓指挥若定，成功击毙了日军联队长田中大佐以及众多日军士兵，有效遏制了日军的进攻势头。

御敌扬威广西疆场

1939年春，张发奎被任命为第四战区的司令长官，陈宝仓则依次担任了该战区的副参谋长及代理参谋长，全面负责两广地区的军事及行政事务。起初，第四战区司令部设在广东韶关，随后迁移至广西柳州。至同年秋季，为了封锁我国的出海口，并切断国际社会向我国提供的援助通道，日军集结了超过十万的兵力，在广西钦州及防城港沿海地区登陆，沿邕（南宁）钦（钦州）公路发动攻势，直指南宁，并进逼昆仑关。国民政府紧急动员各路部队，发起了桂南战役，陈宝仓负责统筹并指挥了灵山之战。这场战役持续了整整一年，期间我军共歼敌四万余人，迫使日军南撤。

1940年的秋季，日军侵占了越南，导致中越边境的局势变得尤为紧张。为了保障第四战区的侧翼安全，并实时掌握越境日军的活动情况，陈宝仓被任命组建并领导第四战区靖西指挥所，代表张发奎负责处理中越边境地区的军政事务。陈宝仓以与靖西共存亡的决心投身其中，调整了防御部署，打击走私活动，重组了民团组织，建立了通讯情报网络，并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强化了军民联防，极大地鼓舞了军心和民心。

1945年三月，日军嚣张至极，狂妄宣称仅需三天即可攻下靖西。他们意图经由越南高平省的重庆府，经中越边境的重镇岳圩，进攻靖西。然而，陈宝仓精准掌握了敌情，于边境的850高地巧妙设伏，将日军打得溃不成军，狼狈逃窜，退回越南。在陈宝仓的严密防守下，靖西地区在抗战时期得以保全，未遭受日军的践踏，成为一片未被染指的净土。当地民众出于对陈宝仓的敬仰与感激，自发赠予他“威扬塞外”的匾额。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陈宝仓勇赴国难，先后投身于上海保卫战、淞沪会战、宣城战役、武汉会战、粤北抗战、昆仑关战役以及桂南会战等诸多战役，战绩斐然，堪称身经百战。

心向革命，心向人民。

陈宝仓怀抱抗日救国的坚定信念，在执掌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教育科科长的任上，为了探寻救国救亡的途径，他严谨研读中共的抗日救亡纲领，深入探讨中共的抗日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他深刻认识到，唯有国共两党携手合作，方能击败日本帝国主义。他由衷地接纳了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理念，同时坚决反对投降、分裂和倒退的行径。

在武汉会战爆发前夕，国民党第二兵团的总司令张发奎曾造访郭沫若，诚挚邀请他负责组建该兵团的政治部。遵从周恩来同志的指示，郭沫若应允了张发奎的请求，并迅速为第二兵团成立了一支战地服务队，成员超过三十人，其中不乏中共党员。加入张发奎的部队后，陈宝仓频繁与共产党人士交往，其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因此得到进一步的影响。战地服务队的坚定抗战信念和高效热情的工作态度，令陈宝仓深感钦佩，这也使他更加自觉地、积极地寻求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

在两广期间，陈宝仓与共产党人广泛接触，彼此成为真诚朋友。中共地下党员、第四战区军法执行总监吴仲禧与陈宝仓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友，吴仲禧有意识地对陈宝仓开展影响争取工作，并介绍他与担任张发奎侍从秘书的中共地下党特支书记左洪涛建立了联系。陈宝仓支持帮助中共广东省委主办的《新华南》刊物，为刊物撰写了《天寒岁暮敌的总崩溃战》《我们怎样击退进犯粤北的敌人？》《我对广东青年的期望》《中国战争与反对妥协讨击汪派汉奸的斗争》等文章。左洪涛晚年回忆：

陈宝仓同志当时身处张发奎将军领导的高级军事指挥部门，担任着我们的上级和首长之职。然而，在坚守抗战、团结与进步的方针政策，以及抵制投降、分裂和倒退的战斗任务上，他始终是我们坚定的同盟者、亲密的战友与真挚的朋友。陈宝仓同志亲自领导刘田夫、何家槐以及我共同编撰了《游击战规范》，并主持举办了多期游击战战术培训班。这些珍贵的教材亦由我们之手转送至延安。

1941年伊始，国民党顽固派一手策划了震惊世人的皖南事变，由此掀起了第二次反共浪潮。在此背景下，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不得不撤出，而隶属于第四战区的中共外围组织——抗敌演剧队第四队，亦成为国民党军统特务严密监视的对象。为维护党的力量，左洪涛建议由陈宝仓出面，将抗敌演剧队从柳州调至靖西，以便在当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陈宝仓经过努力，成功说服了张发奎。然而，正是此事，使他被国民党军统特务视为“赤化”的嫌疑人。

1942年伊始，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等人，在日军的逼迫下，难以在越南扎根，于是将工作重心转移至我国广西靖西地区。此地恰巧由陈宝仓负责防卫。陈宝仓与胡志明经过多次交流，共同的抗日信念使他们紧密团结。不久，应胡志明和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的请求，陈宝仓在靖西指挥所附近开设了培训班，旨在协助越共培养爆破技术和军事人才。靖西指挥所从越南的进步青年中选拔了12人学习爆破技术，而越共则安排了50余名党员参与学习。为了确保培训班的成功举办，陈宝仓指派了认真负责、经验丰富的教官授课，并安排专人负责学员的食宿，同时他本人也亲临现场进行指导。经过培训的学员们回到越南后，大多数成为了抗日战争的骨干力量。

1942年8月，胡志明等人在天保（今广西德保县）因涉嫌为日本间谍而被捕，国民党地方专署遂呈报上级，意图就地执行死刑。陈宝仓得知此事后，迅速介入斡旋，将胡志明等人先转移至柳州第四战区政治部军人拘留所，并于1943年9月成功获释。这一行为使得越共领导层与陈宝仓之间建立了坚实的友谊。然而，国民党特务机构却利用此事大做文章，诬告陈宝仓对越共领导人的行动放任自流。蒋介石闻讯后，下令密捕胡志明等越共领导人，但此时他们已安然返回越南。据此，国民党军事法庭以越共领导人胡志明等人脱逃为由，指控陈宝仓在追捕过程中存在失职之嫌，并传唤他前往重庆接受审判，陈宝仓险些身陷囹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为及时夺取胜利的果实，国民党派遣高级官员赴全国各地接收日本投降。陈诚深知陈宝仓在军事与外交领域均具备非凡才能，遂向蒋介石力荐，提议任命陈宝仓为山东胶济区特派员，前往青岛主持日军投降事宜。陈宝仓因而得以转危为安。

1945年，我国英勇的陈宝仓将军（居中）与美方的谢勃尔少将一同抵达青岛，共同见证了日本投降的历史性时刻。

1945年10月25日，在青岛汇泉路跑马场，山东胶济区的日军投降受降仪式隆重举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派员，陈宝仓中将，与美海军陆战队第六师师长谢勃尔少将，共同担任了受降典礼的主持。陈宝仓中将英姿飒爽，仪态庄重，井然有序地接收了日军投降代表长野荣二少将献上的战刀，极大地提升了我国军人的威严与国民的士气。这一段宝贵的历史画面，被美方记录并妥善保存。岁月流转，最终为陈宝仓将军的后人所得，极大地丰富了抗战历史的档案资料。

不久后，陈宝仓奉调担任国民党国防部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第四兵站的中将总监，主要负责山东地区军用物资及粮饷的调拨与生产。这些物资和粮饷多数用于进攻山东解放区。陈宝仓虽属国民党体系，却反对内战，他暗中伸出援手，支持人民解放军。其妻师文通曾回忆道：“1946年，在济南的一次谈话中，陈宝仓对我轻描淡写地说，‘今天又送去了一批东西’。我一时未能领会其言外之意。直到次日，兵站交通处长告诉我，‘费尽周折才筹集的三万斤地瓜干，刚出城便神秘失踪’。我这才恍然大悟。”然而，陈宝仓支持解放军的秘密行动终究未能隐瞒，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将此情况禀报蒋介石，指责陈宝仓有泄露补给物资、资助共产党的嫌疑。此次事件，陈宝仓未能幸免于难，蒋介石下令将其免职。

周旋龙潭，视死如归。

被免职后，陈宝仓闲居家中，老友吴仲禧常以对弈、品茗、谈心为名，前往其宅拜访。随着国共内战的形势日趋明朗，国民党败退台湾的迹象日益明显。陈宝仓向吴仲禧吐露心声，他曾在台湾拥有旧部、旧友，且对国民党军队的内部构造及运作方式了如指掌，愿意前往台湾，为中国共产党效力。在吴仲禧的周密筹划下，1948年春，陈宝仓秘密抵达香港，低调地加入了以李济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陈宝仓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负责人方方、饶彰风会面，这使他更加坚定了投身革命事业的信念。

1948年岁末，在陈诚的积极斡旋下，陈宝仓因“资共”嫌疑的指控得以解除，随之被调任至国民党国防部，担任中将高级参议一职。

1949年春季，依照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前身为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以及民革中央的派遣，陈宝仓随同国民党军队撤退至台湾，并秘密地投身党的地下活动。为了打消蒋介石的疑虑，陈宝仓携家眷一同迁徙台湾，定居于台北市正义路永康街十三巷7号。抵达台湾不久，他的两个女儿同时被录取于台北市第一女子中学，儿子则进入了台湾大学的植物学系。自此，全家人在台湾和睦共处，过上了安宁稳定的生活。

陈宝仓及小女陈瑞方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彼时，陈宝仓正身处台北的家中，手持一张全国地图，细观其上，心中不禁感慨万千，追忆往昔，思念故土，并对未来充满思索。依照中共党组织的部署，陈宝仓在抵达台湾后与吴石取得联系，进而成为吴石情报小组的关键成员。两人不仅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同窗，更曾在第四战区并肩作战，共同担任过副参谋长与参谋长的职务，彼此间有着深厚的渊源。陈宝仓凭借在国民党“国防部”的工作便利，搜集到了台湾北部、中部、南部各防区的兵力部署和沿海防御工事的相关情报，并将其亲自整理、绘制成表格，交付给吴石。而在吴石与陈宝仓之间搭建联络桥梁的，正是吴石的副官王正均。吴石将陈宝仓搜集的情报，连同自己掌握的其他绝密信息，通过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党交通员，秘密送往香港，最终呈递给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

在国民党于岛内掀起一股清除“共谍”的白色恐怖浪潮之际，台湾陷入了风声鹤唳、血雨腥风的恐慌之中。一日，陈宝仓的女儿陈禹方放学归家，途中目睹了一辆呼啸而过的军车，车上挤满了被五花大绑的犯人，他们背上插着草标，传闻中这些人都被指为“共产党的奸细”，即将面临死刑。陈禹方回家后，将所见所闻告知了父亲。陈宝仓预感到危险正一步步逼近，于是立刻决定将家人送离台湾。数日后，妻子师文通仅简单收拾了行囊，便带着两个女儿先行离开了台北，抵达了香港。而儿子陈君亮身为适龄男丁，按照规定必须服兵役，不得擅自离台。为了确保儿子的安全撤离，陈宝仓托人伪造了一张出差证明，以出差香港采购为由，让陈君亮得以脱险。在陈宝仓的周密安排下，1950年1月，陈君亮安全抵达香港，与母亲和妹妹们重聚。陈宝仓的冷静与睿智让家人及时脱离了险境，然而他自己却选择留在台湾，继续坚持斗争。

1950年伊始，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不幸落网。国民党特务据此线索展开大规模搜捕，对地下党组织进行破坏，导致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打击，众多地下党员被捕，吴石情报组亦难逃此劫。进入二月，朱枫、聂曦的身份被揭露，随之被捕。三月一日，隐藏于国民党军队高层的吴石亦被逮捕。

起初，陈宝仓并未被纳入国民党特务的调查视野。然而，随着国民党特务在吴石寓所发现一份手稿形式的军事情报，经细致比对笔迹，确定其为陈宝仓的笔迹，遂对其进行了逮捕。为从陈宝仓口中获取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国民党特务对他进行了严刑逼供，然而他意志坚定，始终仅承认与吴石之间交换情报属正常的工作往来，坚决拒绝承认“罪行”。

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临刑

1950年6月10日，国民党特别军事法庭对吴石、陈宝仓、朱枫、聂曦作出死刑判决。在面临生死关头之际，陈宝仓毫无慌张之态，展现出了超然的从容。从其临终前的影像中，可见其心境澄明如镜，沉稳似泰山，彰显了一位怀揣崇高信仰的隐蔽战线勇士面对死亡的豪迈气概与宽广胸怀。“永康街十三巷七号，段翔九兄亲启：弟不幸被判死刑，恳请转告家人，我身后事宜请以火化为准。陈宝仓绝笔。六月十日。”

完成书写后，陈宝仓被国民党特务残酷地捆绑成五花大绑，押往台北马场町的刑场。随着一阵刺耳的枪声划破长空，陈宝仓与他的三名同伴一同倒在了腥红的血泊之中。

忠骨归葬，功勋铭记

陈宝仓于台北马场町英勇捐躯，众人皆避之唯恐不及，无人敢上前认领其遗体。然而，陈宝仓的妻子师文通竭尽所能，联络了在台北的两位亲密友人，恳请他们挺身而出，领回丈夫的遗体并予以火化。女儿陈禹方得知同在台北的同学殷晓霞即将来港，便迅速联系上她，恳求她能够将父亲的骨灰带回香港。

1950年7月的一个午后，殷晓霞乘坐船只抵达香港，却不料遭遇了严格的证件审查。由于缺少“入港证”，她无法顺利登陆。在万般无奈之际，她只得忍痛丢弃了随身携带的行李，将装有亲人骨灰的盒子紧紧绑在身上，于夜幕低垂时潜入水中，悄无声息地踏上了香港的土地。当师文通最终接到陈宝仓的骨灰盒时，盒中的骨灰依旧带着湿润的痕迹。

1951年7月，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郑重出具书面证明：“陈宝仓同志因投身台湾的祖国统一事业，不幸献出了宝贵生命。”

1952年9月，陈宝仓的家人收到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署、编号为0009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上书：“经查，陈宝仓同志在革命斗争中英勇献身，其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家属理应受到社会的崇敬。除依照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工作人员伤亡褒恤暂行条例》给予其家属抚恤金外，特颁发此证以示纪念。”

1953年9月，陈宝仓的骨灰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9月14日，李济深主持公祭。在《悼念陈宝仓同志》的悼词中，李济深概括了陈宝仓由旧式军官走上革命道路的历程，褒扬了他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出的贡献。悼词写道：

陈宝仓同志原来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旧式军官，他在幼年所受的是军国主义教育，他也曾为封建军阀长期服务。可是他所处的时代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他在中国社会大转变中，由于客观世界的发展与改变，也逐渐改造了他的主观世界。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中，因负伤而失去了右目，已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以后他又在军队中接触了中国共产党，接受了革命影响，因而日渐倾向革命，对中共地下工作同志的支援与掩护不遗余力。最后还参加了民革的地下组织，在统战工作中有了极端英勇的表现，自动要求前往台湾协助吴石同志进行策反工作，在壁垒森严的匪巢内搜集有利于我方的情报。当他坚决要求深入匪巢，肩负起十分危险而艰巨的任务时，我想：他早已置生死于度外了。不幸事机不密，终以身殉国，所谓“求仁得仁”，陈宝仓同志为革命而付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正如万千个革命烈士临危受命，临大节而不辱的奋斗精神一样，他是死而无憾的。古人说“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陈宝仓同志之死，是重于泰山，是光荣的！我们的同志和祖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