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四月，毛泽东主席签署了重要命令，正式宣布取消人民解放军的兵团编制，转而采用军区制来指挥军级部队。

众人困惑，不解为何在战事未了之际，竟然终止此制度。

至今，伟人的考量已难以追溯。然而，从淮海战役的若干情形分析，或许正因国民党军的兵团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激发了伟人进行深入的战术沉思。

一、国军兵团制害黄百韬？

大约在1948年，国共两党异口同声地采纳了一项共同的军事组织形式——兵团制。

我国军队的兵团制度诞生较早，其起源可追溯至国军早期的集团军体系。在军队编制中，兵团的地位介于军与方面军之间，层级上高于军，却低于方面军。

本文所着重讲述的关键人物，黄百韬，在英勇殉国之际，身为国民党军第七兵团的司令官，军衔为中将。

黄百韬，解放战争期间，堪称我军心中的一大难题，他是国军中一位令人生畏的猛将。他率领二十五军左冲右突，南征北战，从江苏一路打到山东，又转战回江苏，与粟裕将军展开了激烈的较量。

在早期的战斗序列中，粟裕未能成功锁定二十五军（在整编时期，该部队被称为整编二十五师，虽然名称有所差异，实质上却是同一支部队，因此统一以军代称）。诚然，粟裕当时的战略重心是聚焦于五大主力中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第十一师，以及第五军，并未将二十五军作为主要作战目标。然而，黄百韬给粟裕带来的困扰却是客观存在的。

最具代表性的战斗莫过于豫东战役的第二阶段。在这场激战中，黄百韬率领部队从兖州发起突袭，行程百余里抵达睢杞战场，竟让粟裕的部队陷入了严峻的挑战。

需知，曾给粟裕带来困扰的国军部队，不过是南麻战役中的整编第十一师而已。那时，粟裕准备不足，而国军则倚仗坚固的堡垒工事展开战斗。至于豫东战役，黄百韬则在野外环境中与敌交战，由此可见这位出身杂牌的将领意志之坚。

黄百韬的显著特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擅长灵活调动部队；其二，他敢于迎难而上，勇于挑战激烈的硬仗。

然而，进入1948年下半年，黄百韬晋升为第七兵团司令官之际，粟裕不禁惊讶地察觉，黄百韬的这两大特质似乎在一夜之间不复存在。

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主力向南挺进，旨在截击正朝徐州逼近的黄百韬兵团。庞大的野战军近四十万，加上数百万支前的民工，其行军规模之大，难以掩饰。国民党空军在截获情报后，迅速将情况通报给了黄百韬。

理应而言，凭借黄百韬所具备的卓越机动性，他本应迅速向西推进，跨越最为关键的障碍——京杭大运河。

粟裕早已做好了无法追上的心理准备，然而，当大军抵达战场，前线传来的情报却让粟裕喜出望外。在这漫长的等待中，黄兵团仅有两个军成功渡过了大运河，其余三个军却缓缓滞留在运河以东，行动迟缓。

真乃天赐其便。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执行截击任务的部队传回报告，在我军部队尚未完全展开之际，已成功摧毁黄百韬所部第一百军的一个师，其主力二十五军亦损失了一个团。殿后的第六十三军遭受重创，几乎全军覆没，军长陈章亦因悲愤而自尽。

此刻，黄百韬尚未抵达那个在后世军事史上赫赫有名的村落——碾庄圩。

黄百韬五个军，其一已亡。

在短短数月之内，黄百韬的作战能力急剧退化，不仅失去了灵活机动的优势，更丧失了攻坚克难的勇气，行动受限，犹如被束缚了手脚。

为何出现此现象？

说出来或许会让您难以置信，但正是这支兵团，成就了黄百韬的声名鹊起。

二、黄百韬奋战孤军

国民党军队的编制设置兵团，旨在应对大规模作战的需求。

然而，这一初衷并未如预期般带来积极效果，特别是在派系纷争严重的国民党军队内部，设立兵团甚至加剧了某些积弊。这不仅未能为集中兵力作战提供便利，反而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以黄百韬第七兵团为鉴，其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指挥不便。

黄百韬的七兵团同时受徐州“剿总”和杜聿明前进指挥部的双重领导。尽管蒋介石以杜聿明为主要指挥官，但刘峙实际上仍掌握着指挥权。然而，四十四军从海州撤退行动迟缓，导致事情失控，这其中的责任理应由刘峙承担。

调置兵团旨在赋予其区域指挥的全面权力，以便更高效地处理前线事务。然而，在黄百韬依旧驻扎于新安镇（二十五军总部所在地）之际，他向“剿总”提议，应趁着华野主力尚在远方，迅速西撤。刘峙对此犹豫不决，踌躇了数日。最终，虽已下定决心西撤，但为时已晚。

新安镇，地处今日江苏新沂，与徐州相距仅有百余公里。如此近的距离，却让七兵团失去了自主权，这充分暴露了刘峙及其“剿总”指挥层观念的僵化。尽管制度上已经将指挥权下放，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一举措并未得到落实。七兵团的存在，不过是无谓地增加了一个指挥层级，这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无疑是极不适宜的。

兵团互生敌意。

徐州“剿总”的领军人物，原本非邱清泉的二兵团莫属，而二兵团的旗帜，则高悬着邱清泉所率领的第五军。追溯至第五军的根基，实则深植于时任“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所司令官的杜聿明之手。邱清泉对此倍感自豪，麾下拥有五军之众，堪称一等一的主力大军。

下方驻扎着李延年的第六兵团，最初亦由五个军组成。李延年资历深厚，系黄埔一期学员，抗战期间便已升任集团军总司令，与邱清泉并肩作战，堪称一时瑜亮，无人敢妄加评说。然而，国防部突然下达一道命令，将原属李延年管辖的第四十四军，调拨至第七兵团，由黄百韬接手指挥。

如此一来，黄百韬的麾下集结了五支军队，他也随之跃升为徐州“剿总”的核心人物。

疑问在于，在众多将领心中，你是否堪当此任？黄百韬并非出自名门黄埔，其身份甚至难以归入任何派系，堪称是杂牌中的异类。在这样的军队体系中，他这样的背景却能统率如此众多的兵力，难免会引起他人的羡慕与排斥。

邱清泉、李延年对黄百韬并无好感，而李弥、孙元良等小兵团司令亦然。我们之所以指出国军设立兵团进一步恶化了派系问题，正是基于此点。

黄百韬西撤新安镇至徐州，依赖于两大关键条件：首先，三绥区的冯治安部需成功阻隔粟裕部北进；其次，徐东的李弥第十三兵团须全力支援。即便仅有一方履行职责，黄百韬亦能勉力抵达徐州。然而，命运多舛，冯治安，这位西北军出身的人物，对其他派系部队抱有排斥态度，且其内部竟潜伏着我党两位顶级卧底。李弥亦因嫉妒心作祟，对黄百韬的求助视若无睹，不愿提供援助。面对刘峙轻松下达的撤退令，李弥如迅雷不及掩耳般撤回，以保自身安全。

黄百韬在华野十几个纵队的围追堵截中，瞬间凝固，宛如石化。

这么晚了，还坑友。

根源在此，不合时宜的兵团。

内部指挥不灵活。

黄百韬指挥失误严重。

黄百韬麾下的五个军，其组成之复杂，堪称一绝。其中，二十五军是其根基之所在；而六十三军与六十四军，则源自广东，是粤军余汉谋部所辖。至于一百军，它原为李天霞担任师长的整编八十三师所改编；而四十四军，则由李延年指挥。

黄百韬对二十五军牢牢掌握着绝对指挥权，而其余四个军的行动则需共同商议。起初，西撤的过程中，争夺的焦点在于时间的把握。整个兵团都在期盼四十四军的到来，黄百韬虽心急如焚，却也只能干瞪眼，无奈地多等了数日，直到华野的追击部队赶到。若假设四十四军是黄百韬的直属部队，那么他完全有可能采取牺牲部分部队以保全大局的策略，果断放弃等待四十四军，而让其他四个军迅速渡过运河。如此一来，淮海战役的局势或许将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

纵然最终胜利属于我军，但前进的道路定然充满坎坷。

截击运河之后，黄百韬果断决定，不等部队完全集结，便迅速撤离至八义集，该地距离徐州城更为邻近。然而，六十四军却对此表示异议，原因在于他们在碾庄已精心构筑了防御阵地。而在八义集，六十四军所分配的却是那座曾让关羽败北的土山，军长刘镇湘认为此地不祥，因而拒绝遵从命令。

黄百韬，身为威严的兵团司令，却对刘镇湘束手无策。面对僵局，他们决定通过电报向徐州求助于刘峙，寻求他的裁断。然而，刘峙表示尊重前线指挥官的决策，建议他们自行协商解决。

黄百韬怒火中烧，质问道：“你先前擅自将李弥的部队撤走，竟不顾我的指挥调度。”然而，他亦无力回天。兵团部再度召集各军军长进行商议，最终黄百韬不得不向刘镇湘做出妥协，部队只得就地驻守碾庄圩。如此一来，七兵团失去了最后逃生的机会。

三、粟裕破团制

难道兵团真的毫无价值吗？我国解放军不也是采用了兵团编制的吗？

的确，解放军亦设立了兵团编制。以华东野战军为例，早在1947年七月，便分设了著名的许谭兵团（由许世友、谭震林率领）、粟张兵团（由粟裕、张震指挥）以及陈唐兵团（由华野参谋长陈士榘和政治部主任唐亮共同领导）。

然而，我们必须正视一个现实，华野的分兵策略导致三个兵团实际上各自为战，彼此间基本缺乏协调与配合。

在胶东地区，许谭兵团展开了激战；而粟张则辗转于鲁中与鲁西南，浴血奋战。与此同时，陈唐兵团在河南与中野协同作战，解放洛阳的壮举正是陈唐兵团与陈谢兵团通力合作的结果。

换言之，华野原为一个庞大的方面军，如今已被分割成三部分，各自演变为独立的方面军。

而且颇具意味的是，陈赓、谢富治兵团与陈唐兵团携手解放洛阳，该兵团同样被视为装备低配的方面军。中央始终视陈谢兵团如同独立的方面军一般对待。

若兵团间距离过远，彼此间缺乏协作，则兵团的凝聚力与效能将大打折扣，从而丧失了其存在的初衷与价值。

当豫东战役拉开帷幕，华野的粟张兵团与陈唐兵团携手并肩，并肩作战。您或许已留意到，粟裕重新执掌了两个兵团的统一指挥权。此时，他的指令几乎直达纵队级别。陈唐兵团所辖的三纵、八纵均直接遵从粟裕的调度，无论是西拒邱清泉，还是东征区寿年兵团，所有指令均出自粟裕之口。

我们谈论此话题，并非意在夸大粟裕的个人能力，更非将他誉为战神，从而认为他应当统率所有部队。

而是强调，军事规律乃客观存在，指挥行动亦有其固有的原则。

众多军级单位（纵队）协同作战，务必确立且仅有一个作战目标，并遵循统一指挥。若不然，各兵团将各自为战，西向或东向的意图纷纭，彼此间心思各异。即便如此，要实现作战目标的统一，仅是协调各家兵团的行动，便已让方面军司令疲于应对。

同样地，淮海战役一经拉开序幕，华东野战军在初始阶段的战略目标是围剿黄百韬兵团的五个军。尽管目标并非宏伟，然而粟裕却巧妙地掌握了华野十五个纵队的指挥权。

每一支纵队的行动，无不严格遵循粟裕的战略决断。

而并未让各作战方向或是那些实质上具备兵团级别地位的几位资深将领，各自独立指挥。

在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军各部队陷入混乱，难以收拾，而我军却能确保每一支纵队的行动都精准对接作战意图，这一鲜明对比的背后，正是我军主动放弃了兵团级指挥权的策略。

自然，淮海战役结束后，我军进行了全面的整编，各大野战军均建立了正规的兵团编制。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那时的局势已经相当明朗，各条战线基本实现了征而不战，持续追击。随着追击范围的不断拓展，各兵团之间的距离愈发拉大，一个兵团需负责一个省份广阔正面的作战任务，实际上，这些兵团已相当于若干小型方面军。

众人或许未曾察觉兵团制度所潜藏的深层弊端，然而粟裕大将军作为方面军统帅，已对其进行了初步的实践探索，尽管这尚未触及制度层面的根本。而伟人却几乎在瞬间便洞察到了问题的本质所在。

非但国民党军独有此类问题，一旦兵团成立，各类派系主义和山头主义便愈发显著。此等问题的根源深植于人性之中，概莫能外，即便是我国军队亦难免。人之本性，无不渴望扩张自己的权力范围，这一现象在军中亦同样存在。

凭借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能够有效预防各类问题的产生，杜绝了国民党军中常见的彼此牵制、相互抵触的现象。

然而，即便是政治工作，亦需经历一个逐步的过程，以消除各部队、上下层级以及不同省籍官兵之间的隔阂。

为何要额外增设一个层级，给军事指挥和政治工作增添不必要的负担，若方面军指挥部已能高效地对军级作战部队进行指挥？

鉴于这一考量，1950年4月，中央军委作出了调整与改革的决定，不仅取消了野战军的番号，还撤销了兵团一级的编制。自此，所有军级部队均由各军区统一指挥进行作战。

但受限于当时海峡对面的局势，我军保留了准备攻台和担负全军总战略预备队的第九、第十、第十三、第十九共4个主力兵团，以及国民党军起义的二十一、二十二两个兵团。

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际，鉴于战争的实际需求，伟人并未轻易撤销所有兵团，而是在朝鲜战场上维持了兵团的编制。

1953年，随着朝鲜战事的作战任务基本告一段落，伟人毅然决然地作出决定，自此不再增设任何兵团级单位。直至1958年，驻朝部队悉数撤回，昔日用于作战的兵团级单位亦尽数撤销，兵团之名遂成为一段尘封的历史。

军事指挥的扁平化趋势势不可挡。在指挥通信条件极度落后的年代，伟人能够提出如此战略思考，其重要性无论怎样评价都毫不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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