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将驻地从保安迁移至延安。彼时，延安城内人口仅有两千余众，餐饮店铺寥寥无几，仅四五家而已。所用餐具不过是木头雕琢的碗碟，以及弯曲的树枝制成的筷子。而商铺并无招牌标识，一旦买错货物，往往难以寻回原处更换，皆因它们呈现出相同脏乱、破旧的外貌。全城显得肮脏且拥挤，尤其是公共厕所，其简陋程度尤为明显。

丁玲纪实小说《医院中》记述了这样的细节：“老鼠在天花板上来回穿梭，不时啃食着浆糊。有一次，甚至有一只老鼠从高处坠落，不偏不倚地砸在了正在沉睡的傅莱大夫脸上。”

光远抵达延安的第一夜，便遭遇了一场与跳蚤的激战，无奈之下，他只得弃房而逃，怀抱被褥，在庭院里几根粗木上安顿下来。同样，《人民日报》前社长胡绩伟也曾在他的回忆中提及那场让他终身难忘的与臭虫的较量。

独居于这古老窑洞之中，我遭遇了难以置信的困境，臭虫肆虐，成群结队地从各个裂缝中涌出，如同一场前所未有的恐怖进攻。起初，我以指尖之力逐一击杀，继而又用掌心尽力抹除，然而满手尽是恶臭的黄色液体，臭虫依旧层出不穷。幸而身边携带着针线，我迅速将携带的床单缝合成一个口袋，将自己藏于其中。即便如此，辗转反侧之苦仍难消，直至曙光初现，我才得以小憩片刻。清晨醒来，却发现床单上斑斑血迹，触目惊心。

在延安，民众普遍身着统一的制服。入冬时分，每人会发放一套保暖的棉衣裤和棉帽，而夏日则仅提供一套简单的单衣。起初，衬衣和衬裤并未发放（但此后每年每人都会领到一件衬衣和一条短裤），由此引发了诸多趣事。记得有一次，田家英在夏日里前往延河沐浴，恰逢一群女性在河边洗衣，他却因那条唯一洗净晾晒在河滩上的裤衩而无法下水。

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员们仅配备两套服装：夏日，她们身着单薄的军装；冬日，则换上温暖的棉质军服。由于缺乏换季衣物，心灵手巧的学子们便巧妙地将棉花取出，制作成夹衣。若有人携带多余的衣物，她们会毫不犹豫地分发给那些衣物短缺的同学。每当得知某位学员将奔赴大后方执行任务，来自大都市的女学员们便会慷慨地拿出各式旗袍、大衣，供她挑选。

在陕北公学及抗大，七八名学员共挤一窑洞的土坑，仅铺上一层茅草，拥挤程度使得翻身都变得异常艰难。女子大学的学生们卧位仅宽一尺半，夜间起身时，常常发现原有的位置已被占据，只得小心翼翼地挤进去，缓缓调整，方能重新占据一席之地。而男生的炕位也仅有二尺半宽。那些习惯蜷身而睡的学员很快便被纠正，必须直腿挺胸，养成正确的睡姿。

清晨，女生们对着镜子整理妆容，却成了繁琐的琐事，需一一排队等候。轮到使用时，她们左顾右盼，不愿迅速离开。镜子的主人终究忍耐不住，将镜子摔得四分五裂，喊道：“咱们还是‘共产’吧！”一镜变多镜，提高了利用率。此外，她们腰间常挂着一个由罐头盒改制的大茶缸，用它来进食饮水、刷牙洗脸，甚至洗脚和擦拭身体。在延安，文化人们获得稿费后，往往乐于与他人分享，或是被朋友们“共产”，独自享用的情形极为罕见。这几乎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

延安作家卞之琳曾回忆道：“一旦邮局传来重庆、香港乃至上海孤岛寄来的稿酬，便会邀集友人，三五成群，尽数挥霍一空。”1938年8月31日，卞之琳抵达延安，每月仅能领到2元的津贴。即便是街头的小吃摊，他也只能偶尔奢侈地花上五分钱买一碗醪糟鸡蛋解馋，而几角钱买来的花生，也常与人共享。在延安，对美食的渴望成为了生活的主旋律。

1938年伊始，一位美军上校造访延安，其笔下记录道：“日常饮食仅限于两餐，餐餐都是单调的小米。若身上携带银两，他们便会前往镇上饭馆，将钱投入购买八宝饭之中，只因他们对于甜品的渴望过于强烈。”冼星海对甜食情有独钟，在他创作《黄河大合唱》之际，他特地要求光未然为他购置两斤白糖。一切准备就绪后，冼星海盘腿坐在炕前，开始了他的创作之旅。他一边将白糖抓入嘴中，一边从他那超长的烟杆中吐出袅袅烟雾，而他的妻子钱韵玲则在一旁为他熬煮着“土咖啡”。

在这片延安的窑洞之中，孕育出了那首属于时代的乐章。晚年的中国女子大学学生王紫菲回忆道，抵达延安后，她最深切的感受便是食欲的驱使，加之囊中羞涩，漫步在延安的街头，每当望见摊位上那如雪花般洁白的面馒头，她的双眼不禁为之晕眩，心中更是渴望能偷尝几口。

某日，三位中国女大学生漫步于集市，身上仅剩2分钱，仅能购得一瓶陈醋。她们将瓶身等分为三份，起初小心翼翼地以舌尖轻舔，感受其酸中带甜，香气扑鼻，兴奋之情难以自制。于是，如同狼吞虎咽般，她一口气喝下了自己那份。由于先前空腹且未进食油脂，其中一位女生返回窑洞后不久便腹痛难忍，辗转反侧于床榻之上，呕吐不止，自此，她便对醋敬而远之。

初抵延安之际，华君武在参加完一场晚会后，因腹中空空，无食可果腹，遂将白天糊制窑洞窗户所用的半碗面粉所调制的糨糊当作夜宵。华君武在晚年回忆道：“纵使已过去43年，那碗浆糊的味道仍历历在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浆糊常能成为夜宵。”抗大学生何方亦回忆称，在延安时期，二两重的馒头，有的北方男生一顿饭就能吃下十三四个，而女生中也有能吃下十一二个的。

一次改善生活吃包子，一位食量大的抗大生盧振中（后任武汉华中工学院副院长），二两一个的包子连吃24 个，然后才问：“这是什么馅料？”

在延安，众多新婚夫妇受限于条件，即便步入婚姻殿堂，婚后仍需分居在集体宿舍之中。唯有周末，他们方能申请入住由窑洞改建而成的“青年宿舍”，得以短暂相聚。虽当年延安公职人员的住房均为无偿提供，但夫妻俩若想在周末的“青年宿舍”中共度时光，仍需支付一定的费用。

抗大政治部主任莫文骅曾回忆道：“屋内仅有一床，被褥需自备，且不提供餐饮，住宿一次需缴纳五分钱。每逢周六，年轻的夫妻们便携带被褥前来住上一晚，翌日又背负行囊返回各自的战斗前线。”即便如此简陋的临时结合，仍让延安众多单身汉心生艳羡。

为了弥补众多高级将领因军务繁忙而错失的青春时光，中共中央积极鼓励并协助他们解决婚姻问题。在那个时期，延安的高级领导层，包括师级及以上军官，有高达80%的人选择恋爱、结婚、组建家庭并迎来新生命。

然而，对于众多知识女性而言，老干部们似乎只将吃饭、睡眠与战斗视为日常，而恋爱在他们看来却显得颇为乏味。1936年，马海德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同行至陕北，担任中共中央保健医生于陕甘宁边区医院，彼时他开始倾心于延安的佳人、鲁艺的学员苏菲。

马海德与苏菲的跨国恋情，引来鲁艺男学员们的集体抗议。鲁艺不少男生眼睁睁地看着外国大鼻子摘走了自己的校花，作为“报复”，此后好几个周末的傍晚，他们躲藏在鲁艺校门口的坡地里，等马海德来接苏菲的时候，大喝一声：“欲带走苏菲，须先留下买路财！”随即冲上前去，将马海德拦下，从他口袋中搜出香烟和零钱。

1940年3月3日，马海德与苏菲在延安喜结连理。

据艾青、卞之琳记述，1938年延安革命队伍里的津贴标准为：士兵（班长）1元、排长2元、连长3元、营长4元、团长以上一律5元， 只有著名文化人、大学者是5到10元。王实味、陈伯达每月津贴4.5元。冼星海15元（含女大兼课费3元），鲁艺音乐系教员一律12元，助教6元。发的是延安“边币”，1元边币可买两条肥皂或一条半牙膏或两斤肉包子或十几个鸡蛋。”“最困难时期，连这点钱也停发了。”冒舒湮记载：“当时法院的工作人员与囚犯所食用的饭菜，竟是同锅煮制的！”

在延安，纸张和笔极为稀缺，每位同志每月仅能领到五张纸。然而，对于作家们，则有特殊的优待，他们在领取纸笔时不受限制。1940年1月，范范文澜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仅四个月，便应张闻天同志之邀，来到延安，负责主持马列学院中国历史研究室的工作，并担任《中国通史简编》的主编一职。范夫人出身于旧式家庭，是一位文盲，初到延安，她感到事事诸多不便，同时牵挂着家中物品，常常默默落泪。张闻天夫妇时常前来看望，并派遣服务员照料他们的日常起居，每月还为两人发放4.5元的津贴。

范文澜面临的难题莫过于书籍匮乏，张闻天随即指示地下党组织将范文澜的藏书从家中搬运至延安，总计约五六十箱，其中绝大多数为线装古本。这一举动让范文澜深受感动。在延安，物价相对低廉，猪肉每斤仅需2角，而一角钱便可购买十余个鸡蛋。陈明远先生经过换算指出，在延安，1元货币的购买力相当于19世纪末的30至35元。若以相对价值衡量，其至少相当于2008年人民币一百元以上。

彼时延安对于贪污的严惩标准明确：1938年，若贪污金额达到200元或受贿100元，将面临死刑的惩处。随着货币价值的不断缩水，贪污金额超过500元的，则会被判处枪毙。在延安的文化圈中，流行着一种“客请”的习俗，这主要是因为延安当地的经济条件较为拮据，因此往往需要外来宾客承担宴请的费用。

1938年5月的初旬，美国驻华参赞卡尔逊上校在延安偶遇了医生马海德，便邀请他一同前往一家以八宝饭闻名的餐馆共进晚餐。沿途，众多人向马海德致以问候，他则热情地邀请他们一同赴宴。这一幕让我不禁哑然失笑，因为他巧妙地利用了我的好客之心。显然，他深知我的经济状况并不拮据。抵达餐馆时，身后已经尾随了十几位年轻男女，他们欢声笑语，沉浸在聚餐的欢乐氛围中。众人各自挑选了自己钟爱的菜肴，享用完毕后便各自散去。

1936年秋，刘英患流行性感冒，高烧不止，但延安没有药，只能寄希望于“千万不要并发肺炎”。在隔离窑洞，她半昏睡半清醒， 每天只喝一点小米粥汤，完全靠自身去扛病。丈夫张闻天又心疼又着急着急，每天早晚两次隔着窗户纸上的窟窿问候，说几句安慰的话，还把所有的津贴，全交给警卫员买鸡蛋做汤给刘英吃。刘英问警卫员：“闻天的5元津贴都给了我，他吃什么？”警卫员眼泪汪汪地回答：“闻天只吃红锅炒白菜。”经过二十多天的努力，刘英的身体逐渐康复。

陕北省委组织部长郭滴人，亦如刘英般身患高烧，却终究未能渡过难关，不幸离世，年仅29岁。郭小川在《延安生活杂忆》中追忆道：“我于1940年底抵达延安。那时，延安最为独特的景象，莫过于延河两岸男女青年。女大校区紧邻党校，每当晚餐后或是假日，沿河散步的人群络绎不绝。”

女同志的装束，是蓝斜纹布的带耳朵的帽子，即使是好天气，也把耳朵放下。最讲究的要算围巾，花花绿绿，不过是追逐都市风而已。”“男同志们最标志性的服装是白茬短皮袄，颈围布的或毛围巾。那年发的鞋子很好，是高統的黑色布棉鞋。”“老实说，这期间便蔓延着自由主义的风气了。作为人们的谈料的，不是别的，而是文学与恋爱。文学与恋爱，二者这般密切，流行在人们口头的语汇，是‘灵魂的美，是‘文学气质。”

赴延安的青年多为中小知青，大家一窝蜂去搞文学，延安一时出了200多个诗人。只要在报纸上发表几首诗，便是诗人了。1940年，延安大诗人萧三说：“在延安的青年写的诗最多（文学刊物，例如《大众文艺》上，75%—83%是诗歌）。”文艺青年聚在一起，不是谈论谁谁的文章真好，就是评说那人的文章如何如何要不得。延安中央党校的女学员们曾约定：不嫁给老干部。然而，实际上，众多知识女性在知识分子与老干部之间，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在延安《解放日报》的“三八节有感”一文中，丁玲如此描绘延安女性的处境：女性同志的婚姻总引发人们的关注，却难以获得满足。画家们以讽刺的笔触评论：“连科长都结婚了？”诗人亦感慨：“在延安，只见骑马的首长，……艺术家在这里难觅佳人。”

然而，她们在特定的场合也曾听闻这样的教诲：“看不起我们这些老干部，把我们称作土包子，若非我们这些土包子，你们又怎能在延安品尝到小米？”一位年逾四十的江西老红军与一位城市女子结为连理。

曾担任八路军120师某旅政治部民运部首长的老红军，在战斗间隙收到一名女学生的亲笔信，信末写着：“我给你一个深情的吻。”部长握着信，向递信人询问：“她送了我的东西，请问东西放在何处？”递信人困惑不解：“她并未带来任何物品啊？”部长指向信纸：“这不就是给我的礼物——一个深情的吻吗？这个礼物又在哪里？”这个故事迅速流传，成为“老红军”与“女学生”感人结合的佳话。

一位历经重重磨难，最终抵达延安的浙江大学女学生，在组织的安排下，与一位出身于佃农家庭的资深干部结为夫妻。起初，这位充满革命激情的女子遵循组织的指示，每周六都如约前往老干部的窑洞，然而常常是一夜无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耐心逐渐被消磨殆尽。

某日，她邀请伴侣于月色下漫步，然而老干部却言：“月儿有何美，不过似那烤得金黄的烧饼。日间劳碌奔波，夜晚外出漫步又有何乐趣？” 浙江大学女生泪眼盈盈，悄无声息地离家，留下了一首诗：“嫁得郎君不解情，竟将明月比烧饼;从今不盼礼拜六，春宵枉自值千金。”从此不归，组织上也无法说服该女生。

官司打到毛泽东处，毛写诗回应女生，替老干部辩护：“春花秋月枉多情，天上人间两画饼;寒来花月不能衣，饥时一饼胜千金。”

在延安时期，局势相对平稳，组织亦积极倡导干部和官兵积极解决个人的婚姻大事。干部们自然倾向于寻求气质不俗的女子，而想要具备气质，便不得不接受一定的教育，博览群书。米脂县，作为陕北的首富之县，绝大多数的富家女儿都受过教育，因此这个地方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红军干部择偶的首选之地。在军内，米脂县被誉为“丈人县”。

1938年，在山西汾阳东南地区，八路军685团的团长杨得志，仅用一枚银元请求当地老乡引路，以便购买一些鸡蛋。没想到，他竟然买到了20斤。一位热心的老乡为尚未成婚的杨团长物色了一位容貌秀丽的姑娘，她不仅受过高小教育，双方都表示满意。然而，女方之父却要求杨团长支付100元的彩礼，而杨得志所能提供的最多不过是几百斤粮食，对方因此拒绝了他的提议。

杨得志随后晋升为344旅的代理旅长。在越过汾河之前，他一度想要将这位姑娘带走，然而最终还是未能如愿，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囊中羞涩，无力凑齐那100块钱。在女性资源相对匮乏的背景下，男性之间的竞争自然愈发激烈。

萧军与萧红解除婚约后，与丁玲有过一段恋情，随后与青年女演员王德芬订婚，并辗转前往延安。抵达延安后，或许王德芬与萧三的关系有所暧昧。一次边区文协的会议上，萧军从靴中拔出一把匕首，猛地插在桌上，大声道：“萧三，我誓要取你性命！”这一举动令在场的众人惊恐万分，面面相觑。还是那位老实的艾思奇缓缓开口：“萧军，你有何不快，大可直言，无需如此粗暴。”萧军这才将匕首收起。

1938年，16岁的何鸣刚入抗大，便成为很多人的追求对象。抗大队长兼教员聂凤智最终胜出，因为他不久即兼任卫生所所长，与女护士何鸣有更多的“正当接触”。聂凤智的表白语是：“我是党员，你也是党员，双方都是共产党员，也都没有传染病，双方自愿在一起，谁都不强迫谁。”聂凤智15岁参军，闻战则喜，身上有11个枪眼，负伤8次。何鸣说：“他打仗勇敢，这一条就招人喜欢。”

1940年元旦，26岁的聂凤智与18岁的何鸣在晋察冀结婚，抗大教育长罗瑞卿主持婚礼，吃了大白菜豆腐，“搞得还蛮热闹”。何方回忆：“整风运动展开后，马克思主义的声誉似乎有所下降。在整风期间，人们不仅不再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甚至那些过去专门从事理论工作的人也纷纷进行自我检讨，仿佛未曾涉猎理论的人反而显得更为清白，至少他们无需面对检讨的困扰……”

即便是部分资深干部，例如曾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王首道，为了表明与教条主义的彻底决裂，竟然将若干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抛掷至窑洞之外……那些一度被视为极度匮乏的马列著作，此刻却沦为无用且冗余之物，于是有人便将它们带到南门外的新市场，以废纸的价格论斤出售。”

师哲揭露康生夫妇的奢华生活时指出：“他们的一切工作与生活琐事，无不依赖秘书代劳，甚至包括洗脚、沐浴等个人护理。在饮食标准上，他们与中央领导保持一致，但康生本人却有着与众不同的特殊要求。例如，他只穿狗头牌的袜子；家中地毯则是从中亚地带回；衣物（尤其是大衣与外套）必须是莫斯科制造；办公桌上更是摆满了各式干果——花生、核桃、杏仁、柿饼等。”

尽管如此，他仍旧频繁向领导的社会部抱怨，寻求特别的“关照”。延安作为革命的圣地，象征着艰苦奋斗，竟然存在康生这样的“例外”，这能让人相信吗？然而，这却是铁一般的事实！他时而品味咖啡，时而小酌，虽然不常饮酒，但酒量相当了得……因怀才不遇，他以酒消愁，将米大夫请至自己住所，拿出珍藏多年的法英名酒，两人畅饮了一个下午，直至酩酊大醉。

探寻红色圣地延安的十大传奇佳人，她们的命运究竟如何？她们最终归宿何方？

20世纪40年代，延安成为革命事业的“圣地之城”。众多有志青年不畏长途跋涉与险阻，纷纷慕名而来，追寻救国理想与人生抱负，女性青年更是占据相当比例。在这些杰出女性中，几位美貌与才华并重的“延安十美”尤其为人称道。这些焦点人物究竟与何人喜结连理，她们的人生又经历了怎样的起伏？

1、苏菲

苏菲，被誉为鲁艺校花，本名周素珍，浙江定海出生。在15岁那年，她与江青、赵丹一同在上海舞台上出演了《大雷雨》一剧。江青饰演女主角卡塞琳娜，赵丹扮演卡塞琳娜的丈夫奇虹，而苏菲则担纲卡塞琳娜的侍女。同年，她还参与了电影《海葬》的拍摄。

1939年秋季，年仅19岁的苏菲踏入延安鲁艺。消息传遍整个延安城，关于江青妹妹的传闻沸沸扬扬，苏菲也因此成为了焦点人物。众人纷纷询问，究竟哪位是江青的胞妹？

在那1940年除夕的夜晚，鲁艺大礼堂内灯光璀璨，一场盛大的舞会正在进行。大鼻子的马海德医生勇敢地走到她的面前，诚挚地邀请她共舞。面对她的婉拒，声称自己舞技不精，他却毫不气馁，执意要亲自为她教授舞步。于是，在那一刻，他们紧紧相牵，她的纤纤玉手交在了他的掌心，而这温馨的接触贯穿了整个舞会之夜，未曾有片刻松开。

当晚，窑洞中一位大姐临盆在即，众人纷纷推举苏菲去请马大夫。马大夫虽然自认非妇科专家，却仍随苏菲急匆匆而来。及至破晓，婴儿安然降世。苏菲遂请马大夫返回安歇，他却邀请苏菲一同散步，并向她倾吐爱意求婚。苏菲欣然应允。

鲁艺不少男生眼睁睁地看着外国大鼻子摘走了自己的校花，作为“报复”，此后好几个周末的傍晚，他们躲藏在鲁艺校门口的坡地里，等马海德来接苏菲的时候，大喝一声：“谁若带走苏菲，便留下买路财！”随即上前，拦住马海德，搜刮他口袋中的香烟与零钱。

在文革动荡岁月，曾被“延安整风”运动定论为“特嫌”的马海德与苏菲，亦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家产被抄，身陷囹圄。然而，他们始终如一，将爱情坚守，直至携手走完了一生的旅程。

2、浦安修

1938年四月，浦安修，一位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的学生，踏上了前往延安的征程；同样，北师大附中的毕业生叶静宜也抵达了这片热土。薛明以及周恩来女士的养女孙维世亦相继抵达延安（孙维世于次年随周恩来前往苏联）。因此，蓝苹、刘志兰、叶静宜、浦安修四人便在1938年成为了人们口中的“延安四大美女”。

浦安修，1918年生于北京，上海嘉定人。北平师范大学附中毕业。“一二九运动”的骨干分子。高中毕业后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和刘志兰、杨慧洁的高中同学、同窗好友。1936年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妇女救国会，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四月，浦安修踏上了前往延安的征程，并在那里与彭德怀喜结连理，彼时她年仅二十岁，与彭德怀的年龄相隔甚远。新中国成立后，浦安修先后担任了轻工业部劳动工资司的司长以及北京师范大学的党委副书记要职。

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在《我的伯父彭德怀》一书中回忆道，自“庐山会议”中彭德怀遭受贬谪之后，浦安修的心情陷入了极度的迷茫，甚至濒临崩溃的边缘。她时常以泪洗面，内心深处充满了恐惧。她向丈夫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与责备，认为他“鲁莽行事，出身于旧军队，不懂得敬重毛主席”，而林彪则“深知如何尊敬毛主席”。在情绪激动的驱使下，她向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写信，提出了离婚的意愿。

彭德怀同志平反昭雪后，在其追悼会的筹备过程中，彭梅魁等同志力主浦安修不得以“夫人”的头衔参与悼念仪式。然而，中央基于离婚申请尚未获准的事实，仍确认浦安修为彭德怀的合法妻子。1991年5月2日，浦安修女士因乳腺癌在北京不幸离世。

3、曾宪植

曾宪植(公元1910—1989) ，湖南湘乡(今双峰)人，叶剑英元帅前任夫人。1926年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参加北伐。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赴日本留学。1941年去延安。1946年在重庆、南京任中共代表团成员邓颖超秘书。建国后，任全国妇联副秘书长，妇联第三届书记处书记，第四届执委会副主席。还任第四、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89年10月11日在北京病逝。

当曾宪植抵达延安之际，她年仅十八岁，即在1928年春与年长她近二十岁的叶剑英结为连理。此后，她被派往海外工作，在华南大学深造，但不久后不幸被捕。在地下党的帮助下成功获释出狱后，鉴于国内形势的严峻，她毅然决然地孤身一人前往日本深造。

正当此时，日本政府展开了对在日中国革命党人的清查行动，不幸的是，他又一次落入了捕捕的魔爪。幸运的是，他出身于一个声名显赫的家族，曾宪植乃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的第七世孙。日本人对曾国藩的后裔竟另眼相待，这才使得他得以侥幸逃脱这场劫难。

1938年伊始，曾氏身怀叶选宁，第三次踏足香港。同年十月，她在那里迎来了自己生命中唯一的孩子。1941年，曾宪植重返延安，投身于马列学院的学习。此后，她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参与了妇女统战等领域的各项工作。然而，此时叶剑英已与他人结为连理。

4、吴光伟

当年李德在延安时，曾见证了中共领袖毛泽东与夫人贺子珍的一场争吵。这又是怎么回事呢?1937年1月，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身份来到延安。为其充当秘书兼翻译的是位美貌的中国女子，叫吴光伟。

吴光伟，亦名吴莉莉，自幼便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完成学业后，她考入南京戏剧学校，专攻表演艺术。思维敏捷，才华横溢，她不仅擅长写诗，还曾参演话剧。在求学期间，她便积极参与学潮运动。后来，她毅然投身于西北救国联合会，最终加入了延安的抗大，继续为国家的解放事业贡献力量。

她举止优雅，教养深厚，待人亲切，充满女性的温柔与魅力。年方26岁，她身上散发出独特的魅力。吴莉莉的身材曼妙，面容红润，肌肤白皙细腻，其美貌自不必说。她的发型更是当年流行的齐肩短发，卷曲得恰到好处，更显其韵味。

毛泽东与史沫特莱和吴光伟的亲密往来，终于引发了夫人贺子珍的强烈反应。一次，毛与史、吴二人在窑洞里亲热交谈时，贺子珍忽然闯进来，并与吴光伟发生了肢体冲突。这件事当年被称作“吴光伟”事件。最终，吴光伟、贺子珍均先后离开延安。后随丈夫去了台湾，结局不详。

5、孙维世

孙维世，1921年生，其父孙炳文早年跟随朱德到德国，经周恩来介绍，两人在德国加入共产党。的早年战友，1925年孙炳文回国后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秘书、广东大学教授、黄埔军校教官，曾参加北伐的筹备工作。1927年，在大革命中牺牲，当时女儿孙维世才5岁。

十四岁那年，孙维世随母亲一同前往上海，投身于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和东方剧社的进步演出活动。她曾在龚秋霞主演的电影《压岁钱》中担任角色。1936年，她加入天一影片公司，并在《王先生奇侠传》等影视作品中担任角色。1937年，她主演了联华影业公司的电影《镀金的城》。同年，她随兄长孙泱抵达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在那里结识了周恩来。周恩来随后收孙维世为义女。

1938年，孙维世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随周恩来到了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马列主义学院学习。人称“红色公主”。

1939年，周恩来带孙维世到莫斯科留学，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戏剧学院攻读戏剧。1946年回国后，参加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工作，随军在晋陕冀一带活动。孙维世与延安平剧研究院的冯风鸣、张醒芳、郭兰英被誉为“延安四大美女”。1949年12月，随同毛泽东出访苏联。

在莫斯科求学期间，林彪曾对孙维世抱有爱慕之情，然而并未获得她的青睐。此后，孙维世与知名演员金山结为连理。不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孙维世遭遇了无情的批斗，即便周恩来总理也无力为她提供庇护。最终，在1968年的年底，她不幸因迫害离世，享年仅47岁。

6、刘志兰

刘志兰与浦安修，曾是北师大女附中的亲密好友。往昔岁月里，刘志兰赢得了众多异性的倾慕。抵达延安后，她在中共北方局妇委担任要职，并肩负陕北公学分校教导员的职责。1939年4月16日，她与八路军总部潞城北村的左权喜结连理。婚后仅一年，便为已年满35岁的左权诞下爱女左太北。

1940年，她于延安保育院履职。1942年，年仅25岁的她，在携手左权仅一年有余后，便无奈地与他永诀。悲痛欲绝之际，在朱德的持续安慰与鼓励下，她终于坚强地忍住泪水，并在延安《解放日报》上撰写文章，以纪念逝去的左权。左权牺牲六年后，31岁的刘志兰勇敢地重新开始了她的生活，组建了新的家庭。

得知左权曾遭受“托派”的污名，且背负着“罪责”奋战了十余年后，刘兰志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吁，屡次致信中央。终于，中央对左权遭受王明路线的打击与迫害进行了平反，并撤销了对他“留党察看”的处分。1992年，刘兰志与世长辞。

7、薛明

薛明1916年生于河北霸县一户贫苦农家，原名王爱真，因母亲姓薛后改为薛明。1936年3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夏，奔赴延安。1942年8月1日，薛明与贺龙结婚。

此后，她跟随贺龙将军南征北战，在军队中任职多年。她曾担任西南局妇联福利部部长、总参办公厅党委委员的重要职务，并荣幸地被选为全国政协第六、七届的常委，以及中共十二大的代表。

薛明女士于2011年8月31日午后，在北京不幸辞世，享年九十五载。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开国十大元帅的遗孀中最后一位离世的尊长，她的离世标志着我国元帅夫人时代的落幕。自今而后，我国已无元帅夫人留存世间。

8、江青

江青1915年生于山东诸城，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江青到达延安，后与毛泽东结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她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积极策划诬陷打倒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并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给党和国家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

1976年10月，江青遭到了中央政治局的审查。翌年7月，她被开除党籍，永不得恢复。至1981年，她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经法律程序改判为无期徒刑。1991年5月14日，身处北京保外就医的江青，于其住所地自尽离世。

1937年秋到延安，江青奔赴延安，将名字从蓝苹改为江青。先在马列学院学习，后到鲁艺任教。这期间，江青与毛泽东渐渐相识并最终恋爱。

毛泽东与江青的恋爱关系很快就引起党内同志的极大议论。当时的中共江省委等等，纷纷联名写信给中央总书记张闻天，陈述史实，力谏劝阻这场婚姻，但毛泽东仍旧与江青结了婚并生下了女儿李讷。

自1966年5月起，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并暂代组长职务，同时亦担任解放军文革小组的顾问。在中共第九次和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均成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9、　范元甄

范元甄曾和江青、叶群、孙维世并称“延安四大美女”，其起落的人生，在女儿李南央写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一文中有详尽描述。范元甄在学生运动时就深得王明赞誉;在延安马列学院，连毛泽东都知道她的名字，路上遇到，都会说一声：“小范你先走”。

1939年，范元甄与李锐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结婚。婚后不久，两人同去延安。李南央在《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中说：“1943年春，延安搞抢救运动时，我爸作为特务嫌疑被关在保安处，我妈妈也在被抢救之中，邓力群是政治研究室派去抢救她的。”随后李锐与范元甄离婚，但在李锐出狱后又复婚。

不久之后，范元甄再度经历了婚姻的破裂。在那之后的种种社会运动中，她疯狂地揭露李锐及其亲人，似乎在她身上只剩下党性，而人性已不复存在。最终，她落得众叛亲离的境地。范元甄的悲剧，实则是那个时代的悲剧缩影。

10、叶群

1938年四月，叶静宜，毕业于北师大附中，踏上了前往延安的旅程。与此同时，薛明以及周恩来总理的养女孙维世也抵达了延安（孙维世于1939年随周恩来前往苏联）。由此，蓝苹、刘志兰、叶静宜、浦安修四人便成为了当年延安的“四大美女”。

叶静宜，福建闽侯人。父亲叶君琦是国民党少将。1935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附中，曾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是刘志兰、杨洁慧、浦安修的师姐。1938年到达到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2年，叶静宜与林彪喜结连理。鉴于林彪前妻名为王静宜，叶静宜便将自身之名更改为“叶群”。

林彪与叶群的结识，始于他们从苏联归国之际。彼时，林彪重返延安，继续担任抗大校长的职务。叶群被誉为延安“八大美女”之一，这名字林彪似乎也有所耳闻。然而，林彪所看重的，并非她的美貌，而是在众人沉溺于娱乐之时，她却独自沉浸在书海之中。

林彪曾用六个字对叶群作出评价：“温文尔雅，豪放不羁，理智清醒。”然而，当时他尚未察觉，这位出身都市的知识女性亦存有一丝虚荣。最终，在逃亡途中，叶群与林彪一同不幸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