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3月，天津会议。

一个棘手的问题，摆上了桌面：城市人民公社。

这事儿，毛主席在1959年就明确踩过刹车，说“城市不要搞”。

可他这次话锋一转，直接点名了河南：

“河南人不听这个话。”

全场的气氛，可想而知。

一个省，顶着最高指示往前冲，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

这背后，到底藏着一股怎样的浪潮？

01 这事儿吧，得从1958年那股席卷全国的热潮说起。

那一年，整个国家都处在一种亢奋的氛围里，大伙儿都憋着一股劲，总觉得一天能干完几年的活。人民公社，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登场的。

1958年8月，毛主席去山东视察。在历城县北园农业合作社，当地的谭启龙同志就私下请示，这个新事物，到底是叫“合作社”好，还是“大农场”好？

毛主席根据他之前在河南的观察，给出了三个字。他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

这本来是一次内部谈话，但随行记者敏锐地抓住了这个点，很快，《人民日报》就把这句话公开发表了。

好家伙，这一下等于得到了最高指示。“人民公社好”这五个字，就像在一锅滚油里倒进了一瓢凉水，全国瞬间就炸开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席卷了全国。那股热情，真的是排山倒海。

这股风，很快就从农村刮向了城市。既然农村可以“一大二公”，那城市是不是也可以？

在所有省份里，要说谁最积极，那非河南莫属。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是吴芝圃。在1958年那股浪潮里，河南一直是那个跑在最前面的“标兵”。

毛主席“人民公社好”的指示一传开，吴芝圃在河南迅速行动。不光是农村，他认为城市也必须跟上，而且要快。

说干就干。

郑州市的纺织机械厂第一个响应，举起了厂矿企业办人民公社的红旗。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第三个…

那阵势，就是后来毛主席形容的四个字：“一哄而起”。根本刹不住车。

仅仅到1958年9月底，河南全省的9个城市，就成立了509个人民公社。入社人数占到了这9个城市总人口的82.3%，这速度简直是风驰电掣。

河南，基本上实现了全省中小城市的“人民公社化”。这一下，河南成了全国的焦点。北京、天津、武汉、哈尔滨这些大城市，也开始纷纷效仿，成立了一批人民公社。

到了1958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里面明确对成立城市人民公社作了规定。看起来，城市人民公社化，已经是大势所趋了。

02 但凡事吧，就怕过热。

“一哄而起”的背后，是跑得太快，把问题给甩在了后头。

到了1958年底和1959年初，毛主席开始察觉到不对劲了。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那股“共产风”。

啥叫“共产风”？说白了就是“一平二调三收款”，穷队富队拉平，公社无偿调用生产队的物资和劳动力，食堂吃饭不要钱…听起来很美好，但严重违背了当时的经济规律。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打击，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瞒产私分。毛主席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必须给这股过热的浪潮降降温，踩一踩刹车。

1959年2月底到3月初，毛主席在郑州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这次会议，核心议题就是纠正“共产风”。

毛主席在会上讲了很多“硬话”。他明确指出，现在这种“一平二调”是“无偿剥夺”，是“向‘左’的修正主义”。他甚至说，自己现在要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决要刹住这股风。

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不光纠正了农村的“共产风”，也对城市人民公社的问题，表明了态度。

在1959年3月5日的一次讲话里，他坦率地说，对于城市办公社，我就想不通。

他举了天津的例子。天津的同志说，他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人民公社嘛，企业学校都是全民所有制了，还办人民公社干什么？毛主席很赞同这个看法。

他当时的结论非常明确。他说，我在去年3月郑州会议上（指第一次郑州会议）说了，那个时候我是“右倾机会主义”…城市方面，也要暂时压一压。

这次（第二次郑州会议），他把这个“压一压”的指示，变成了明确的刹车指令。毛主席明确提出：“只主张乡村搞，城市不要搞。”

这个指示，是给全国的。按理说，最高领袖发话了，这事儿就该停下来了。

03 但这时候，最尴尬的局面出现了。

中央的指示是“城市不要搞”。可河南呢？

河南在1958年9月，就已经“一哄而起”，基本搞完了啊！

怎么办？是解散，还是顶着？

当时的河南，选择了继续推进。郑州的红旗人民公社，就在这种背景下，继续大办特办，甚至成了全国最著名的城市人民公社之一。

这就造成了一个很微妙的局面：中央在踩刹车，但河南这辆已经冲出去的“标兵车”，由于惯性太大，也由于吴芝圃的坚持，它没有停下来。

河南，成了那个“不听话”的省份。

这个局面，一直持续到了1960年。这一年里，毛主席为了摸清真实情况，从北京出来，一路南下，在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等地，和各省的同志谈话。

他发现，这个“城市人民公社”的问题，已经不是河南一个省的个例了，很多地方都在跃跃欲试。他必须对这个事，重新给个说法。

04 1960年3月24日，天津会议。

毛主席召集常委和各同志，讨论17个重大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问题”。

会上，毛主席主动提起了一年前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他先是回顾了当时的情况，说那个时候农村在刮“共产风”，他要出来挡一挡，所以城市方面也压了。

然后，他话锋一转，点名了河南。

他提到，我从前怕刮“共产风”，劝大家不要搞城市人民公社。郑州会议上，我就说了，只主张乡村搞，城市不要搞。

“但是河南人不听这个话，他全部都搞了。”

毛主席用“一哄而起”来形容河南当时的势头。当他说出“河南人不听这个话”时，在场的干部们心里肯定都是咯噔一下。这在当时，可不是一句轻飘飘的评价。

所有人都等着，看毛主席要怎么给这个“不听话”的省份定性。

可接下来的话，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毛主席并没有批评河南。

他接着说：“一哄而起就是河南，他所有的城市，统统搞了人民公社…那个时候你们讲势在必行，那个时候我是右倾了。”

他又补充了一句：“我们这个国家好事还是多…河南所有的城市都搞了人民公社，并没有出毛病，看来，我在郑州会议上的反对是右倾了。”

“右倾了。”

从毛主席嘴里说出这三个字，分量太重了。这等于是一个“自我批评”。他承认自己一年前，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踩刹车的行为，是“保守”了，是“右倾”了。

这一下，等于把一年前的那个“刹车”指令，彻底解除了。河南的“不听话”，非但没有受到批评，反而成了毛主席修正自己看法的实践依据。

天津会议的这个表态，就是最明确的信号弹。之前是中央踩刹车，地方热情很高但不敢动。现在是中央“自我批评”了，说之前的刹车是“右倾”。

那还等什么？

天津会议一结束，中央很快就批转了全国总工会党组和河南省委的报告，并且下发了《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

这个《批示》里，明确要求对城市人民公社“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并且“今年上半年全国城市普遍试点，取得经验，下半年普遍推广。”

这一下，全国的热情被彻底点燃了。

如果说1958年河南是“一哄而起”，那1960年，就是全国范围内的“一哄而起”。

仅仅过了4个月，到1960年7月，全国190个大中城市里，就涌现出了1076个城市人民公社。这股浪潮，比1958年那一波，来得更猛烈。

05 城市人民公社，到底是个啥样呢？

它的核心，就是“组织生产”和“组织生活”。说白了，就是把街道上的家庭妇女、闲散劳动力都组织起来，办街道工厂、服务站，搞生产自救。同时，大办集体福利事业，最典型的就是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缝纫组。

目标是把妇女从家务劳动里“解放”出来，投入到生产中去。这个初衷，是好的。

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尤其是1960年到1961年，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粮食和物资都极度紧张。在农村，公共食堂已经暴露出严重问题，难以为继。在城市，要办起这么多人的公共食堂，难度可想而知。

城市人民公社，这个在1960年被“一哄而起”推向顶峰的新生事物，它一出生，就不得不面对最严峻的现实。

现实，是最好的老师。那股“一哄而起”的热情，在严酷的经济形势面前，很快就冷却了下来。

公共食堂办不下去，街道工厂缺原料、缺销路，组织起来的人，很快又面临没事干的局面。

到了1961年，中央开始全面调整国民经济，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了《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

这个《决定》是关键。它要求各地对城市人民公社办的工业，进行调整。说白了，就是那些不具备条件、效益不好的，要关停并转。

随着这个《决定》的执行，城市人民公社，这个曾经被寄予厚望的模式，开始“偃旗息鼓”。

到1964年下半年，轰轰烈烈的城市人民公社运动，基本就悄无声息了。

（结尾）

这股从河南“一哄而起”，在1960年冲上顶峰，又在1962年迅速降温的浪潮，也就短短四五年光景。

它来得快，去得也快。

那个当初在河南顶着“刹车”往前冲的吴芝圃，也在1961年7月被调离了河南。他那套“一哄而起”的标兵模式，最终在现实面前还是得慢下来。

这事儿吧，说白了，就是一股子热情撞上了冰冷的现实。

那个年代的人们，是真诚地想跑步进入一个更美好的生活。

但历史也一遍遍证明，好事，往往是急不来的。你越是想“一哄而起”，越是容易把事情搞得一波三折，最后还得回到“调整、巩固”的老路上来。

那股热情是宝贵的，但尊重规律，可能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