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高敬亭的女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特殊的信。这封信里，她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两个请求：第一，要查清楚父亲当年被害的真相；第二，希望组织上能给父亲一个正式的历史结论。这个看似简单的请求背后，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悬案。要知道，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样的请求需要多大的勇气！高家女用最朴实的方式，为父亲讨要一个说法，这封信的分量可不轻。

毛主席读完信后，二话不说就给下了死命令，要求必须重新彻查此事。他直接在文件上写下批示："军委要开会讨论，我认为这个案子判得有问题！"这话说得斩钉截铁，明摆着就是对之前的处理结果很不满意。老人家办事向来雷厉风行，发现问题就要立刻纠正，绝不拖泥带水。

高敬亭这个人到底什么来头？他经历了什么不为人知的事？当年毛主席亲自过问后，这个案子最后是怎么查的、怎么结的？咱们今天就来掰扯掰扯这段历史。说起高敬亭，那可是个有故事的人。作为红二十八军的创建者，他在鄂豫皖苏区可是响当当的人物。但1939年6月24日这天，这位战功赫赫的将领突然被处决，这事在当时可炸了锅！您可能要问：好端端的为啥要枪毙一个红军高级将领？这事得从头说起。当时新四军内部闹矛盾，有人举报高敬亭"不服从指挥"、"搞山头主义"。更严重的是，还说他"抗拒东进命令"，这罪名在当时可了不得。毛主席知道这事后立即批示：必须彻查！中央专门派了调查组，把高敬亭的案子翻来覆去查了个底朝天。结果发现，很多指控根本站不住脚。说白了，这就是个冤案！直到1977年，解放军总政治部才给高敬亭平反，明确说当年处理错了。您说这事闹的，一个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将领，就这么稀里糊涂丢了性命，搁谁身上不憋屈？现在回头看这段历史，真是让人唏嘘。高敬亭的遭遇，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处理干部问题，必须慎之又慎！

1907年，在河南新县一个贫苦农户家里，高敬亭呱呱坠地。这个苦命的孩子十岁就没了娘，直到十几岁才好不容易进了学堂。虽然上学晚，但他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读书特别用功，成绩总是拔尖。可惜家里实在太穷，勉强读了六年书就不得不回家种地。但让人佩服的是，即便在田间地头干活，他也总想方设法找书来看，从没停止过学习。

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大革命年代，共产党员们深入各地传播革命火种。有个叫梅光荣的共产党员，恰好是高敬亭的好友。两人来往密切，梅光荣经常给他讲共产党带领穷苦百姓闹革命的事。这些闻所未闻的新鲜事，让从小吃苦受穷、为人仗义的高敬亭深受触动。在革命思想的感召下，这个朴实的农家汉子毅然投身到农民运动的洪流中。

1927年11月，黄麻地区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这场革命风暴让年轻的高敬亭热血沸腾，他像打了鸡血似的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可就在他干得风生水起的时候，当地的地主恶霸们已经盯上了这个"不安分"的年轻人。

1928年春天，一伙反动武装突然闯进高敬亭家里抓人。虽然没逮到高敬亭本人，但这帮人翻箱倒柜搜出几份进步传单后，二话不说就把高父押走，最后竟下毒手将老人杀害。这场突如其来的抓捕行动，彻底暴露了反动势力残暴的本性——连手无寸铁的老人都不放过，就为几份传单便痛下杀手。

家遭巨变，亲人惨死，高敬亭内心被痛苦和仇恨填满。这个血海深仇让他毅然决然地踏上革命道路，扛起枪杆子加入了红军。1929年，他光荣入党，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这段血泪交织的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高敬亭在战火中迅速成长。在"峰子笼"战役中他负伤住院，这一躺就是小半年。躺在病床上那会，他可没闲着，整天抱着马列著作啃，把革命理论和打仗的学问学了个透。这段养伤的日子，成了他军旅生涯中最宝贵的充电时光。

1932年深秋，中国工农红军迎来了一支新的生力军——红25军正式组建。这支队伍下设两个主力师，分别是74师和75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年仅26岁的高敬亭被委以重任，担任75师的政治委员一职。这位年轻的革命者在随后的岁月里，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与担当。

1934年深秋，11月刚过一半，中共中央下达了重要指令。程子华和徐海东两位将领接到命令，立即带领红25军全体战士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踏上了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这次战略转移，标志着这支英勇的红军部队开始了他们载入史册的伟大征程。

高敬亭对大别山地形了如指掌，游击战经验丰富，组织决定让他留下来继续战斗。当时形势危急，蒋介石调集了20万大军，正气势汹汹地向根据地压过来。

面对敌人的强大攻势，高敬亭迅速调整战术，重新调配仅存的红军力量。12月底，他成功与方永乐、徐诚基带领的队伍汇合，革命队伍实力大增。就在这关键时刻，他们打了一场漂亮仗——全歼国民党一个整编营，不仅缴获大批军火，更让红军战士们的斗志空前高涨。这一仗打得干脆利落，让原本处于劣势的红军顿时有了翻盘的底气。

1935年初春，中共鄂豫皖省委下达重要指令，将高敬亭等人率领的武装力量整编为红28军。在这次整编中，高敬亭被任命为军政委，全面负责鄂豫皖边区党政军各项事务。这一重要军事调整，标志着该地区革命武装力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红28军在高敬亭的指挥下，面对与中央失去联系、孤立无援的困境，硬是打出了一片天地。这支队伍在敌人重重包围中灵活周旋，不仅多次成功突围，还反过来给围剿的敌军以沉重打击。没有后方支援，没有主力策应，他们愣是靠着顽强的意志和灵活的战术，在鄂豫皖边区创造了一个个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这支孤军就像一把尖刀，在敌人的心脏地带搅得天翻地覆，让国民党军队吃尽了苦头。

在三年游击战期间，高敬亭的军事指挥天赋开始崭露头角。他独创的游击战术，竟然和毛主席的游击战思想高度契合。这位将领在实战中摸索出的打法，与伟人的军事理论如出一辙，充分展现了他过人的军事智慧。

这三年游击战可不是白打的！它不仅让咱们的队伍在枪林弹雨中练就了真本事，更培养出一批能打硬仗的骨干力量。这些从战火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干部，个顶个都是好样的。后来在打鬼子、解放全中国乃至建设新中国的战场上，他们可都立下了汗马功劳。

高敬亭在三年游击战中立下汗马功劳，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但话说回来，这位老革命干的事也不是全都让人竖大拇指，有些做法到现在还让人争论不休。

高敬亭当时在鄂豫皖边区可是大权独揽，党政军一把抓，完全是一个人说了算。为啥会这样？说白了就是跟中央断了联系，没人管得着他。这种特殊情况下，他做事越来越独断专行，跟同志们的关系也搞得挺僵。时间一长，他就养成了说一不二的霸道作风，啥事都得按他的意思来。

高敬亭这个人可不简单，他可是张国焘一手栽培起来的得力干将。正因为这层关系，他的思想观念深受张国焘那套错误路线的影响。结果？在鄂豫皖边区搞肃反运动的时候，他完全照搬张国焘那套极左做法，把不少真心实意干革命的同志都给冤枉了。这事说起来真让人痛心，明明都是革命队伍里的好同志，就这么白白牺牲了。

1937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重要人事调整，派遣郑位三和萧望东两位干部前往红28军任职。郑位三被任命为四支队副司令员，萧望东则担任四支队政治部主任。他们此行还肩负着传达中央关于纠正根据地"肃反"工作偏差的重要指示。然而，这一安排却引起了红28军主要领导人高敬亭的强烈抵触情绪。

1938年底，在武汉召开的一次重要工作会议上，发生了令人侧目的一幕。当时高敬亭接到通知参会，会议由周恩来、叶剑英、项英、叶挺等领导人主持。但令人意外的是，高敬亭对组织上关于郑位三和萧望东的人事安排极为不满，竟当场闹起了脾气。他不仅拒绝入住事先安排好的房间，还带着警卫员在走廊上打地铺，这一睡就是整整两天。这场突如其来的抗议行为，让在场的其他同志都感到十分难堪。

没过多久，上头就派来了戴季英接替郑位三的位置。这个戴季英还是高敬亭自己推荐的人选。可谁能想到，高敬亭很快就发现不对劲——戴季英和译电员走得太近了，整天神神秘秘的。高敬亭心里直犯嘀咕：这俩人该不会在背着我给军部打小报告？

1938年6月底，新四军将领高敬亭突然冲进新开岭译电员的住所，不由分说就动手打人，还强迫对方承认根本不存在的罪名。这一暴力事件很快传开，当时从延安调来的戴季英等干部听说后，立刻联想到高敬亭在"肃反"时期的所作所为，吓得连夜逃离驻地。

高敬亭这人可真能折腾！他干的那些事直接把党组织搅得鸡飞狗跳。不仅底下人看他来气，连上头领导都对他一肚子火。最要命的是，这位老兄居然公开跟中央唱反调，作战方案说啥都不配合。更绝的是，他跟顶头上司项英简直水火不容，见面就掐，把工作关系搞得一团糟。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重要战略部署，要求部队向东挺进敌后区域。但时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的高敬亭对此明确表示反对。在上级施压后，他虽然表面上接受了命令，却在部队开拔后突然下令停止前进。这种公然违抗中央指示的行为，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显得尤为严重。要知道，在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任何不执行统一军事部署的举动都可能影响全局战局。高敬亭这一反常举动，直接挑战了中共中央的权威，也为后续事件埋下了隐患。

1939年初，高敬亭在未经上级批准的情况下，私自收编土匪武装扩充部队。短短几个月内，他手下的兵力就突破了一万多人。面对这种情况，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多次下达命令，要求他立即停止这种擅自扩编的行为。然而高敬亭对此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这种公然违抗军令的做法，在当时引起了极大争议。

项英当时直接给中央发了电报，把事情原原本本说清楚了。他在电报里毫不含糊地表示：

高敬亭就是个不听指挥的刺头，仗着手里有兵就敢跟上级对着干。这种不服管束的"土皇帝"要是不收拾，往后队伍还怎么带？当时新四军领导层把话说得很明白：对这种公然抗命的主，必须杀一儆百！

这事说来挺讽刺的。高敬亭亲手栽培的两个得力干将——杨某和曹某，最后竟成了要了他命的催命符。这俩人在一场战斗后手脚不干净，私吞了部分战利品。被发现后，虽然开了会说要处理，可雷声大雨点小，迟迟没见真动作。结果？部队往东开拔的时候，这俩白眼狼直接带着手下叛变投敌了。要我说，这种吃里扒外的行为，搁在战争年代那就是死罪！可当时领导层的优柔寡断，不仅害了部队，更把高敬亭逼上了绝路。

这事在部队里闹得特别大，影响特别坏。高敬亭自己也明白这回麻烦大了，可他已经没招了。当时正赶上"反杨曹斗争"搞得热火朝天，高敬亭也被卷了进去。部队里早就有人看他不顺眼，这下可算逮着机会了。没过多久，针对高敬亭的批斗会就在部队里搞起来了。

高敬亭在接受组织审查时，对"肃反"期间误杀同志和工作方法不当等问题供认不讳。但当被扣上"反党"和"破坏抗战"的帽子时，他当场拍桌子反驳，坚决否认这些莫须有的罪名。这位老革命用事实据理力争，绝不容忍别人往他头上泼脏水。

高敬亭最终被处以极刑，这个决定现在看来确实值得商榷。不可否认，他确实犯过严重错误，但考虑到他为革命立下的赫赫战功和在党内的突出贡献，直接枪毙的处置方式显然过于严厉。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当时连中央的回电都没等到就仓促执行了。这件事的处理方式，说重了就是典型的草率行事，完全没给当事人留任何回旋余地。

从中央事后发来的电报就能看出，高敬亭压根就不该被枪毙。电报里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

中央决定采取稳妥措施处理高敬亭问题，趁着当前有利时机，直接派得力干部进驻四支队。这么做的目的很明确：一方面要协助四支队进行内部整顿，另一方面也要妥善解决高敬亭的问题。这个方案既考虑了部队稳定的需要，又体现了组织上的慎重态度。说白了，就是派个能镇得住场子的干部过去，既帮四支队走上正轨，又要把高敬亭这事给处理妥当。

历史总是充满遗憾。1943年，刘少奇在与当年参与处理高敬亭事件的同志交谈时，突然抛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要是当初没枪决高敬亭，把他送到延安学习改造，会不会更好？"这个迟来的追问，道出了多少无奈与惋惜。可惜历史没有如果，这位革命将领的生命早已定格在枪声响起的那一刻。

这事现在掰扯对错还有啥用？人都没了，说啥都白搭。可咱老百姓心里都憋着个问号：高敬亭这条命，到底该算在谁头上？

当时处置高敬亭的决定是直接下达的，压根没走新四军军部的程序。项英作为军部领导，完全被蒙在鼓里。等他得知高敬亭已经被处决的消息时，整个人都懵了——这事太突然，太让人震惊！项英心里那个悔，可人都没了，再想挽回也来不及了。

很多人把锅甩到叶挺军长头上，这实在说不过去。要知道叶挺当时压根就不是共产党的人，他哪来的权力拍板处决高敬亭这种级别的大干部？这事明摆着就不合规矩。

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时期，郑位三、彭康等同志是主要领导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则由张云逸、邓子恢、戴季英等人负责。这么多年来，关于高敬亭事件，只有邓子恢同志在新四军军部会议上公开反思过，他不仅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还主动揽责，丝毫没有推卸责任的意思。这种勇于担当的态度，在当时确实难能可贵。

高敬亭牺牲时，他的妻子史玉清正怀着孩子，身边还带着个刚满周岁的女。这位曾经的红军女战士可不是一般人，她上过前线打过仗，还参加过游击战。可丈夫一死，她立马遭了殃——不仅被踢出党组织，还被直接关进了大牢。

出狱后，她依然毫不动摇地坚守革命信念，义无反顾地重返部队。在随军转战各地的艰苦岁月里，她狠心将两个年幼的女托付给老乡抚养，自己则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1942年，这位坚强的女性再次入党，在新四军中担任重要职务，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对党的忠诚。

1950年，史玉清终于和失散多年的女团聚了。但命运弄人，大女凤兰已经不幸离世，只有小女凤英回到了母亲身边。回到母亲怀抱的凤英很快进入学校开始新生活。这个姑娘学习特别用功，成绩在班里总是名列前茅。更让人佩服的是，她在求学期间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年轻的党员。

这么多年过去了，高敬亭的事情始终像块大石头一样压在史玉清心里。等女凤英长大懂事后，慢慢也知道了父亲当年的遭遇。在几位老同志的支持和鼓励下，凤英鼓起勇气给毛主席写了封申诉信，希望能为父亲讨个说法。

1977年，历史终于还了高敬亭一个公道。经过组织上的深入调查核实，这位曾经蒙冤的革命同志最终获得了平反昭雪。这个迟来的正义，不仅洗刷了高敬亭身上的不白之冤，更彰显了我们党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优良传统。要知道，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能够坚持真理、纠正错误需要多大的政治勇气和担当。高敬亭案件的平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敢于直面历史问题的政治品格。这一结果来之不易，既是对逝者的告慰，也是对历史的负责。

高敬亭同志在担任四支队领导时确实犯过重大错误，但罪不至死。毛主席亲自批示要为他平反，中央军委最终作出决定，撤销当年错误处分，还他清白。这事说明一个道理：同志犯了错可以教育挽救，不能一棍子打死。现在组织上正式给他恢复名誉，算是还了历史一个公道。

1980年4月19日，一场迟来的追悼会在合肥举行。这一天，高敬亭将军的骨灰终于得以安放。现场庄严肃穆，李先念、徐向前、粟裕等开国元勋都送来了花圈。更令人动容的是，当年与高将军并肩作战的老战友们，以及他带过的老部下们，都不远千里赶来送老领导最后一程。当地军区的主要领导也都出席了仪式，共同缅怀这位革命先烈。

多年过去，这起被时间掩埋的不白之冤终于迎来了正义的曙光。

这事得从1967年那个特殊年代说起。当时全国各地都在搞"夺权"，安徽合肥也不例外。1月26号那天，合肥工业大学几个造反派头头带着一帮人，直接冲进了安徽省委大院。这帮人可不是去串门的，他们拿着大喇叭喊口号，硬是把省委领导都给轰了出去，当场宣布"接管"省委大权。最离谱的是，他们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把省委大院的牌子都给摘了，换上了自己写的"安徽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的招牌。要知道，这可是省级党政机关！但当时就是这么疯狂，几个学生娃娃说夺权就夺权，连个正式文件都没有。这事后来被称为"一·二六夺权"，在安徽历史上可是头一遭。造反派们夺权后，马上成立了所谓的"革命委员会"，把原来的省委省政府班子全给架空了。更夸张的是，他们连公章都敢私刻，发号施令跟真的一样。不过好景不长，中央后来发现各地夺权太乱，专门发了文件要求制止。到了2月份，中央派来的调查组一到合肥，这帮造反派就怂了，夺来的权还没捂热乎就被收了回去。但这场闹剧给安徽造成的损失可不小，政府工作瘫痪了好几个月，很多重要文件都找不着了。这段历史现在看起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在那个特殊年代，就是这么魔幻。几个学生带着一帮人，说夺权就夺权，说挂牌就挂牌，连省级机关都敢动，真是无法无天。这也给后人提了个醒：任何时候都得讲规矩，否则非乱套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