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李政道逝世，享年98岁。

全球目光聚焦杨振宁。

他102岁了。

众人都期盼着，期盼着那一句言语。那一句哀悼之词，一个评价之语，抑或是，仅仅一声同情的叹息。

什么都没有。

一片寂静。

历时63载的“冷战”似乎即将画上句点。转眼间，一年有余，到了2025年10月，103岁的杨振宁亦追随时光的脚步远去。

终未言那句话。

自1962年起，他们便不再交流。那两位曾共用一颗头脑、携手颠覆物理世界基石的伙伴，究竟遭遇了何种变故？

这个故事太过冗长，实为憾事。即便奥本海默——那位亲手铸就原子弹的传奇人物，在试图调解无果后，也只得愤然跺脚，留下了一句辛辣之言，直言杨振宁需要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李政道则应毅然转行，切勿再涉足高能物理领域。

这两位人物的“自我”膨胀程度，竟能将奥本海默激怒至此，可见其自大程度之深。

爆发于1962年。

在那年的五月，一本名为《纽约客》的杂志上，一篇关于宇称不守恒发现历程的文章引起了广泛关注。该文的作者名为伯恩斯坦。

文章已送达至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杨振宁与李政道均已览阅。李政道早在四月便收到校样，稍作审视后，认为并无重大瑕疵，遂予以签署。

杨振宁看后大怒。

他心生背叛之感。在他眼中，整篇文章都在赞颂李政道英勇无畏，将李政道描绘为重大成就的关键推动者。至于他自己，杨振宁却仿佛变成了配角，一个默默无闻的衬托。

他坚信，这一切的背后必定是李政道的操控，是李政道所提供给记者的信息。

他赶到李政道家。

他坚持要求李政道务必告知杂志社，对于提及李与杨两位之处，务必附上脚注，明确指出此为遵循姓氏字母顺序排列的常规做法。

李政道对这一要求深感荒谬，认为其毫无趣味可言。

谈话崩了。

晚上，杨振宁来电。

在电话通话中，杨振宁做出了一项让步，表示或许无需添加脚注，但文章中涉及到的“李”与“杨”的名字，需进行相应调整，均改为“杨”与“李”。

李政道感到彻头彻尾的失落。他清醒地认识到，这场合作可能真的走到了尽头。他提议，或许，今后他们不再合作为宜。

电话静默良久。

随之而来的是哭泣声。在电话的另一端，杨振宁失声痛哭，表达了他强烈的意愿，愿意继续携手合作。

李政道想，已太晚，无法挽回。

这个结，死掉了。

1962年11月，李政道向院长奥本海默呈递了辞呈。他的身影自此离去，告别了这片他与杨振宁携手共进、并肩作战的学术圣域。

奥本海默的办公室，见证了无数杰出人才的穿梭往来。即便是爱因斯坦，也曾在此漫步徘徊。

奥本海默本是一位顶尖的物理学家，深知这群天才的个性。他洞察他们的非凡才华，亦深知他们那犹如黑洞般深邃、足以吞噬一切的自尊心。

他分别叫两人谈话。

没用。

两位的态度坚如钻石，寸步不让。面对“贡献谁更显著”的争议，双方均不愿作出妥协。

这不是物理，是人性的体现。

奥本海默的调解之举终究以失败告终。目睹昔日精心栽培的两位得意门生，因对“历史功绩”的诠释权争执不休，直至彻底决裂，他心中所涌动的，不仅是遗憾，更是满腔的愤怒。

那句流传千古的犀利之言，一句“一个该就医，一个该改行”，便是在那个时刻脱口而出的。

病无药可救。

起初他们并非如此。

1946年芝加哥。

在那个金色的秋季，24岁的杨振宁已身为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他思维缜密，严谨自律，宛如一台精巧的仪器。他亲自去迎接一位刚刚从祖国远道而来的年轻师弟。

这位师弟名叫李政道，年仅二十岁。他通过跳级脱颖而出，展现出了非凡的天赋，脑海中充满了异想天开的创意。

两人一见如故。

杨振宁的严谨态度，恰为李政道的灵活思维搭建坚实的框架；而李政道的卓越天赋，亦能点亮杨振宁深思熟虑构建的结构。

他们是绝配。

在那段时光里，芝加哥大学的校园内，总是能目睹两位中国青年的身影，他们从晨曦至黄昏，畅谈着从量子力学到粒子物理的种种奥秘。

杨振宁犹如一位长兄，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李政道。李政道对这位师兄充满敬仰，每逢遇到难题，第一时间便会向他寻求讨论。

继而，杨振宁踏足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那里曾是爱因斯坦的驻足之地。1951年，杨振宁的心中立刻浮现出李政道的名字，于是他拜访了奥本海默，力邀李政道一同加入。

两家相邻而居，时常相互探访共进晚餐。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奥本海默曾回忆道，每当目睹杨和李在研究院的绿茵上热烈讨论问题，那场景便成为了普林斯顿最令人心旷神怡的风景。

他们甚至有幸拜访了爱因斯坦。这位伟大的长者对这两位年轻的中华学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勉励他们继续携手合作。

一切美好。

真的美好吗？

裂痕，实则早在1951年，即在两人关系最为紧密之际，便已悄然萌生。

他们携手共笔，共同完成了两篇关于统计力学的学术论著，这也标志着他们合作的实质性启动。文稿完成后，便进入了署名环节。

遵循学术界的常规，尤其是美国的研究传统，合作发表的论文在署名时通常依照姓氏的字母顺序进行排列。在此顺序中，李（Lee）的姓氏位于杨（Yang）之前。

李政道、杨振宁。

杨振宁此时发言道：“瞧，我比你年长四岁，你能否不计较，将我的名字置于首位？”

李政道惊了。

他颇感意外，尽管如此，他还是勉力点头应允。毕竟，杨师兄素来对他关照有加。

随后，发表了他们的首篇论文，其作者署名为杨振宁与李政道。

在着手撰写第二篇论文之际，李政道心中不禁产生了些许纠结。于是，他找到了杨振宁，竭力劝说他，决定这次仍旧遵循国际通行做法。

继而，第二篇论文问世，其作者署名为李政道与杨振宁。

此事虽已悄然落幕，却如同细小的芒刺，深深地嵌入李政道的心扉之中。

更为细腻的是，据李政道在其后续传记中所述，杨振宁夫人杜致礼在此次事件中亦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

这一小段插曲，进而引发了他们的“首次离别”。在那随后的十八个月中，尽管他们依旧身处普林斯顿，却再未共同撰写过一篇学术论文。

“功绩”一词，已在他们心中悄然掂量其分量。

导师塑造了他们的性格。

他们都极度崇拜恩里科·费米。

费米堪称理论与实验并驾齐驱的全能大师，他刚刚成功领衔打造了全球首座核反应堆。

1945年，杨振宁踏足芝加哥，其目的直指费米。遗憾的是，那时费米的实验室设于阿贡，保密森严，杨振宁无法踏入其门。无奈之下，他转向了爱德华·泰勒，这位日后被誉为“氢弹之父”的科学家。然而，杨振宁与泰勒的研究方向迥异，那段时日，他内心颇为苦闷。

李政道于1946年踏入学术界，幸得天赐良机，成为费米的得意门生。

费米指导学生注重启发式教学。

李政道回忆道，费米常会抽出半天时间，与他自己进行关于物理的深入“闲谈”。在一次交谈中，费米向他询问太阳核心的温度究竟有多高。

李政道答，约一千万度。

费米问：知此何来？

李政道说，文献皆如此。

费米轻轻摇头，语气坚定地表示：“这不行，你必须亲自核算一遍，绝不能未经核实便直接引用他人的数据。”

为了教授李政道“估算”之道，费米不惜耗时两天，亲自为他打造了一把长达六七英尺的巨型计算尺。

李政道曾言，那或许便是世间唯一一件专为测算太阳温度而设计的计算尺。

费米传授给李政道的，是一种坚定不移的“亲历实践、独立见解、不迷信权威”的坚韧精神。

这种勇气，使得李政道在1956年敢于向物理学的“铁律”发起挑战。

1956年，物理界遇难题。

一种情形下，它会衰变为两个π介子，我们称之为θ介子；而在另一种情形中，它则分裂成三个π介子，被称作τ介子。

反复测量，无论是θ还是τ，它们的质量、寿命、电荷，所有属性均毫无二致。

这怎么可能？

理应而言，这些粒子理应一致。然而，为何它们的衰变机制各异？这现象与当时物理学的一条根本法则——宇称守恒定律——相悖。

宇称守恒原理，简言之，即镜中世界与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其物理规律应保持一致。在左右对称的框架下，这一原则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此难题难倒了众多知名物理学家。

李政道对此事产生了兴趣。他那曾在费米指导下培养出的独立思考能力，此刻开始活跃起来。他琢磨着，或许宇称守恒定律并非绝对正确？

至少，在描述“弱相互作用”（即引起粒子衰变的力）方面，它是不正确的吗？

此念头令人胆寒。它等同于揭示，物理学的宏伟建筑中竟有一根支柱歪斜不正。

李政道难以独立完成计算，他依赖于杨振宁。他迫切需要杨振宁那台精良的“仪器”，以便借助其力量搭建起数学模型。

他们重聚了。

1956年春，他们再度携手合作。李政道点燃了灵感的火花，而杨振宁则深入进行着精妙的计算。他们发现，尽管所有实验均证实了在强相互作用和电磁作用中宇称守恒，然而，从未有实验能够验证弱相互作用中也存在宇称守恒的现象。

物理学界，一百年共识。

他们的研究指出，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可能并不总是得到保持。

理论已定，实验谁负责？

此任务须由一位顶尖的实验物理学家承担，他不仅敢于挑战既定权威，而且技术精湛，足以应对这一极端复杂的实验挑战。

想到了吴健雄。

吴健雄，身为哥伦比亚大学的物理学教授，享有“物理女王”与“中国的居里夫人”之美誉。在β衰变研究领域，她堪称无与伦比的权威。

1956年春日，李政道拜访了吴健雄。听闻此一理论，吴健雄的眼眸立刻熠熠生辉。她深知，若此理论得以验证，必将开启一个崭新的时代。

她毫不犹豫地作出抉择，将原计划中的回国探亲之旅延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这项实验中。

实验看似简单，实则极难。

他们必须将钴-60原子核的温度降至几乎等同于绝对零度（0.01开尔文），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原子的热运动。接着，通过施加强大磁场，确保所有原子核的自旋方向保持一致。

再度审视它们在衰变过程中所释放的电子，观察其运动的方向。

若宇称守恒得以成立，电子的运动轨迹应呈现出全方位的均匀分布，无论上下左右。然而，若宇称守恒原则失效，电子便会显示出对某一特定方向的偏好。

吴健雄领导的团队于美国国家标准局的低温实验室正式开始了他们的工作。

那是痛苦的几个月。

最艰巨的挑战在于低温的控制。要实现0.01K的低温，液氦是不可或缺的介质。然而，当温度降至2.3K时，液氦会转变为“超流体”状态，此时其粘性几乎降至零，能够轻易穿透任何微小的缝隙。

他们的玻璃恒温器屡次出现泄漏问题。

每一次遗漏，整个系统便需耗费六至八小时进行升温，随后，团队成员需重新调配由甘油与肥皂混合而成的粘稠真空脂，并再花数小时等待降温。

霍普斯，这位团队成员，干脆选择在实验室的睡袋中安营扎寨。每当恒温器降至液氦的低温，无论夜已深至何时，他便会迅速起床，拨通电话，召集众人前来投入工作。

吴健雄率先行动。

1956年的圣诞节，物理界普遍沉浸在假期的宁静之中，而吴健雄的团队却依旧在实验室中夜以继日地奋斗。

数据终于出来了。

1957年1月4日，数据表明，电子更倾向于以压倒性的优势，沿原子核自旋的“反方向”运动。

镜中世界与现实不同。

宇称，不守恒。

物理学基础动摇了。

1957年1月，消息一经公布，整个物理学界顿时陷入狂热。

十月，诺贝尔奖委员会以空前的迅猛速度，揭晓了当年物理学奖的归属，将此殊荣授予了杨振宁与李政道两位杰出科学家。

杨振宁35岁，李政道31岁。

两位华裔青年登顶世界科学高峰。

荣耀无比辉煌。他们一同踏上了前往斯德哥尔摩的旅程，全球的聚光灯齐齐聚焦在他们身上。

在这最璀璨的时刻，1951年的那抹幽灵，悄然归来。

颁奖典礼上，谁先上台获奖？

杨振宁建议自己先上，因年龄较大。

这一次，李政道不再只是“勉强同意”。彼时他已31岁，业已挑战并颠覆了物理学的铁律，他早已不再是那个初出茅庐、尚需师兄关照的年轻后辈。

他坚称，必须遵循诺贝尔奖的传统规则，即按照姓氏的字母顺序排列。

两人僵持不下。

最终，诺贝尔奖的主办方介入协调，作出了裁决：以字母顺序为准则。

在全球目光的聚焦之下，李政道（Lee）率先登上舞台，从瑞典国王的授勋手中接过了荣誉奖章。紧接着，杨振宁（Yang）紧随其后，成为了第二位领取奖赏的学者。

他们领奖台前，笑容灿烂。

唯有他们心知肚明，那隐藏在笑容之下的1951年的小小刺痛，早已演变成一场严重的炎症，脓液四溢。

信任崩塌。

如今，我们不妨重新审视1962年那篇《纽约客》的文章。

杨振宁反应为何如此剧烈？

他深信，在1951年的那份署名中，他已“胜出”。然而，当1957年的荣誉时刻来临，他却“败北”而归。

那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规矩，宛若一根荆棘，倒刺般深深地嵌入他的内心。

于1962年，那篇将他塑造为“辅助”的文献问世之际，他内心的所有不安、每一份委屈以及对“历史定位”的深切焦虑，顿时被激起了。

他坚信李政道暗中抢夺功劳，意图一举巩固自己“首位”的稳固地位。

李政道或许确实认为那篇文章并无瑕疵。在他眼中，那个开创性的“灵感火花”正是他提出的，他只是在阐述一个客观事实。

两颗庞大的“自我”，在诺贝尔奖的聚焦之下，已然难以并容。

他们堪称最卓越的天才，洞察宇宙深奥的奥秘，却难以洞悉彼此的内心世界。或许，这源于他们过分珍视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的“形象”与“影响”。

在这场裂痕中，存在一位最为关键，却又沉默寡言的人物。

吴健雄。

那位圣诞节未能返乡、选择在实验室旁安身、亲自验证理论的女性。

她是真正“发现”宇称不守恒的人。

若非她的实验，杨和李的理论不过是一纸未经证实的推测。

诺贝尔奖仅授予杨和李，未包括吴健雄。

这堪称诺贝尔奖历史上最知名的“失落之珠”。评审委员会的立场是，她仅是实验操作的执行者，而该奖项的荣誉应当授予理论研究者。

此理由引发物理界争议。

吴健雄在这场历史性的恩怨纠葛中，占据了至关重要的地位。她不仅是两位人士的友人，同时也是实验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她对理论形成的全貌，拥有着最为直观与深刻的认知。

每逢她发声，只需一句，便能道出李政道昔日对我言辞，杨振宁亦是如何向我倾诉。

或许能定音。

但她没有。

自1962年的分裂以来，直至1997年她的离世，物理界的女神吴健雄始终保持缄默，未曾吐露半个字。

她为什么不说话？

没人知道。

或许，她无意介入这两位男士之间的纷争。或许，她认为他们两位都存在问题。

或许，在她的心底深处，对那两位“理论家”怀揣着一份未言说的怨气。他们共同分享了所有的荣誉，而她，那位在冰冷的实验室中彻夜拼搏、为关键证据作出贡献的人，却未能被诺贝尔奖委员会所铭记。

她对两人都失望了。

她的缄默，使得杨李之争的真相，沦为了一幅难以捉摸的“罗生门”。

自1962年起，长达63年的冰封。

他们同处一物理学的领域，彼此相见无时无刻。

他们齐聚一堂，共赴这场学术盛会，同处一室，共享知识交流的殿堂。

他们或坐于前排，或安顿于后排，却仿佛彼此之间无视对方的视线。

他们彼此不可或缺。

无数人试图调解。

无人能融冰山。

在1983年，杨振宁先生正式出版了个人论文集，并在序言中首次详尽地回顾了那段历史，着重强调了他在宇称不守恒研究领域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每一行文字间，都流露着对那篇昔日《纽约客》文章的不满情绪。

李政道视而不见，保持沉默。

他们以沉默书写历史。

时间就这么流淌。

费米早已远行。奥本海默亦已离去。吴健雄亦然。

往昔那物理学辉煌时代的巨擘们，纷纷步入了历史的长河。

只剩下他们两个。

他们既传奇又悲剧。

2024年，李政道逝世。

2025年，杨振宁逝世。

他们以一生的辉煌成就展现了卓越的才华，亦以一生的裂痕深刻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变。

科学的辉煌成果惠及了人类，而人性的悲歌，同样镌刻在历史的篇章之中。

在历经六十三载的漫长时光中，面对两位百岁老人的生命考验，那些关于署名先后、领奖次序、贡献大小的争执，是否还显得那么重要呢？

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至关紧要的是，宁可选择终身缄默，亦要誓死捍卫心中那片宝贵的“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