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

朱德，身为1927年南昌起义的核心领导者之一。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1928年3月，朱德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成功会师，这一历史事件被誉为井冈山会师。朱德曾历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等职。史沫特莱赞誉朱德为“红军之父”。

自1949年新中国诞生以来，中共党内历经了1954年针对高岗与饶漱石的斗争，1959年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批判，以及1965年对罗瑞卿的较量。朱德同志因未积极投身于这些斗争，并明确划清了界限，屡次遭受了批判。步入晚年的朱老总对于此类党内纷争，不禁感慨良多。

“谁信我们曾同锅吃饭？”

1959年七月，中共中央于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最终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定性为“反党集团”。

面对无奈，彭德怀于7月26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了自我“检讨”。

会议结束之后，朱德在针对第四组对彭德怀同志所作的检讨进行讨论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彭总在发言时的态度积极诚恳，我深信他是心无拘束、畅所欲言。通过此次会议，我们达到了思想上的统一和认识上的共识，从此我们将不再将错误视为沉重的负担。

7月31日至8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对彭德怀所犯的“错误”进行了深入的揭发与批判。

朱德在首日并未发表言论，翌日却率先开口，其言辞举止颇为和煦，仅是对信函内容略作评论。（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就“大跃进”运动的相关问题致毛泽东的一封信——编者按）谈及此内容之际，毛泽东未待言尽，便直言道：“这不过是隔靴搔痒，尚未触及痒处。”

接着林彪发言，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为八届八中全会批判彭德怀定了调子。〔《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下）〕最后打出了一个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

自1928年冬日井冈山会师以来，便携手并肩、共赴革命征途的这位老战友——彭老总，忠诚于党、对中国革命事业贡献卓著，竟不幸蒙受无端之冤。面对此情此景，朱德不禁无奈地长叹一声。“现在谁还记得我们曾共聚一锅饭的场景呢？”（张聂尔著，《拥抱生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1年版）

朱德、彭德怀于八路军总部

党内将不宁。

1965年十二月，毛泽东于上海召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旨在揭露和批判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中央军委秘书长以及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同志。

12月2日，毛泽东在一份批示中强调：“对于那些对突出政治持有怀疑态度，表面上赞同实则背地里另搞一套折衷主义（亦称机会主义）的人士，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第十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

1965年12月2日，毛泽东在与浙江省委负责人交谈时表示：

这标志着一场关于政治定位的争论，既反对过分强调政治，又反对忽视政治的较量，已推进至一个全新的阶段。目前，仍有不少声音公开抵制突出政治，抵制坚持“四个第一”的原则，抵制那些专注于政治思想工作的人。

例如，在你们浙江省，曾有一位信用社主任发表过这样的言论：“政治不过是理论，而理论则在于口才，口才出众便等同于吹嘘。”然而，如此见解的人已是寥寥无几。

近年来，公开发声强调业务至上、数字至上的声音已显著减少。这些人显然变得更加精明，然而他们却不愿意将政治因素凸显出来，也不愿放手那根象征着单纯业务理念的“腊肉骨头”，拒绝政治化的倾向。面对形势的压力，他们转而采取了一种折衷的策略。

政治和业务关系有三种摆法。

第一种摆放方式强调政治优先，业务次之，政治居于领导地位，引领业务发展。

第二种摆位策略强调以业务为核心，将政治置于其次，确保政治服务于业务发展。

第三种摆放方式，将政治与业务并重，称之为“双第一”。

这三种摆放方式中，第一种无疑是正确的，第二种显然是错误的。至于第三种，显而易见，它同样是错误的。

然而，部分人却难以辨别，为何对“政治与业务并重”的误导性观点理解模糊？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未能准确把握折衷主义的本质。

罗瑞卿向毛主席展示枪械使用。

毛泽东指出：对于罗的思想，与我们存在一定差异。林彪同志身为长期领军的人物，难道不明白军事与政治的区别吗？即使是接受几个月军事训练的士兵也能上战场，因为我们过去打的皆是政治战争。现在应恢复林彪强调政治工作在军事中的核心地位。

罗将林彪同志视为敌对势力，自任总长以来，从未独立向我进行工作汇报，他对各位元帅亦不尊重，此行为复蹈彭德怀之覆辙。在处理高岗、饶漱石问题上，罗实则陷入了困境，他独断专行，其人之野心昭然若揭。那些擅长阴谋诡计者，往往纠合数人共同行事。（水陆洲著，《红色春秋》第一章第二节：处理罗瑞卿事件）

继上海会议对罗瑞卿实施“背靠背”式的揭露与批判之后，1966年春季至夏季期间，北京亦召开会议，再度对罗瑞卿进行了“面对面”的批判与揭露。

长期服务于毛泽东主席的保卫工作，1959年彭德怀同志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黄克诚同志被免去总参谋长一职后，林彪元帅亲自举荐，在毛泽东主席的批准下，罗瑞卿同志被任命为总参谋长。然而，罗瑞卿同志随后却遭遇了不实指控，这一突变不禁让朱德总司令感到困惑与不解。

在上海会议落幕之后，朱德重返北京。此事件激起了老人对于党内政治生活中极不寻常状况的感慨。他感慨道：

“党内肃清行动已深入至核心层。究竟为真还是假，难以辨明。”

罗瑞卿的所作所为皆清晰可见，他所处理之每一事务，均已向中央汇报并获毛泽东首肯。因此，指责他篡军反党，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他强调道：“撤职并非仅是罗瑞卿一个人的问题，若是连如此可信的人都被波及，范围过广，是非标准将混淆，未来党内的稳定将难以保证。”《朱德传》（修订本），由金冲及主编，经中央文献出版社于2006年正式出版。

罗瑞卿挨批斗

“轮流主持争议”

实则，朱德同志早已对党内随意冠以“反党”罪名的不当行为予以抵制。正是朱老总对党内这一异常风气的强烈不满，屡次招致无端的诽谤与辱骂。

1955年3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对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作出决议。大会报告谈到高岗的反党活动中说到一条：

“在1953年12月，毛泽东同志如往常一般，在休假期间提议委托刘少奇同志代为履行中央领导职责时，高岗却站出来表示反对，并暗中策划，试图争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或副主席的职位。”（邓小平：《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收录于《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十册）

会议决议据此对高岗予以严厉定性，称其为“资产阶级野心家”，指责其“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高岗、饶漱石

在1953年12月的会议中，朱德亦明确表示支持“轮流”负责中央领导工作，此乃众所周知的。故而，在“G饶问题”上，朱老总同样被认为有所牵涉。

众所周知，自1945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中央书记处以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位书记担纲重任，其中刘少奇位列次席。在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以及1949年毛泽东出访苏联之际，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此已成为惯例。

1953年12月，毛泽东外出休养期间，为何在其主持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关于由谁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议题上会出现分歧？若不结合具体的历史情境，人们难以给出合理的阐释。

实际上，关键的历史背景在于，自建国以来，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政治立场方面产生了分歧。在1950年和1951年间，刘少奇分别对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富农问题的处理，以及山西省委提出应当立即削弱和动摇农民私有基础的主张，均给予了批判，认为这些做法属于“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然而，毛泽东对此意见予以否决。

自左而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

1953年，毛泽东于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讲话，同时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观点进行了批判，指出这些观点反映了“右倾”思想倾向。

此外，毛泽东指示杨尚昆对那些未经他审阅便已发布的中央文件进行核查，并严厉地指出：“此前多次中央会议的决议未经我审阅便擅自对外发布，这是错误的行为，严重违反了纪律。”（《毛泽东著作选集》第五卷，1977年，人民出版社版）

鉴于前述重大背景，因此才有关于毛泽东外出期间由何人代行的议题被提上议程，而非如以往惯例般直接由刘少奇负责主持。

在1953年1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书记处扩大会议，关于代理人的问题引发了怎样的讨论呢？根据现有的官方出版物，有以下几个观点：

彭德怀

彭德怀于1962年向中央呈递的“八万言”申诉书中指出：

1953年12月，正值军队高层干部会议召开之际，我有幸参与了主席在颐年堂主持的一次重要会议。会上，主席提出，在他外出期间，应由谁负责主持日常事务？

少奇同志率先提议：“主席外出期间，日常工作应交由书记处成员轮流担任主持。”他特别推荐周恩来同志承担此重任。

周恩来同志婉拒。

高岗支持“书记处轮流主持”。

朱德同志言“轮流主持书记处”。

在我第五次发言的时刻，我情绪高涨，内心深处暗自思忖：即便是在轮流发言的情况下，朱总司令或高岗接话时，我能否确保一切顺利？因此，我表达道：

我并不赞同将日常工作的主持权进行轮换，鉴于日常事务繁杂，若缺乏一位同志的专注研究与深入思考，恐难以为继。因此，我认为日常工作的主持权仍应归属少奇同志。

当时主席提议道：“看来还是由少奇同志来主持较为适宜。”

少奇同志起初婉拒邀请。我回应道，这并非撰写文章可期待稿酬之事，何必推脱？最终，少奇同志答应亲自担任主持工作。

周、毛、薄

薄一波在其著作《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提及：

1953年12月，高岗公然企图取代刘少奇的位置。恰逢毛泽东即将外出休养，依照惯例，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议，在他休假期间，授权刘少奇暂时代理中央领导职务。

此刻，少奇谦逊地建议，由书记处同仁轮流承担此职责或许更为适宜。

在多数同志倾向于由少奇同志继续主持工作，并反对实行轮流制之际，高岗同志迅速挺身而出，表达了他的反对意见，力主实施“轮流掌权”的策略。他屡次强调：“咱们就试试轮流吧，我认为这样做是上策。”

逄先知、田家英

在逄先知与金冲及联合编撰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一书中提到：

约此时（12月中旬）毛泽东决定外出进行休息。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他遵循惯例，提出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负责代理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

刘少奇谦虚地建议，由书记处的同仁们轮流担当此重任或许更为妥当。

与会同仁一致赞同刘少奇主持工作，并决定不进行轮流；然而，高岗表示异议，主张“不如轮流，轮流有益”。此举使得高岗反对刘少奇的立场愈发鲜明，其真实面目也随之更加显露。

杨尚昆随毛主席视察

杨尚昆论述“高饶事件”。

1953年秋后，高岗竟去邓小平、陈云处“煽风点火”……小平和陈云同志都感到这个问题很严重，及时报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计划亲自进行一次“试验”，于同年12月24日向政治局提议：自己将外出休息，建议由刘少奇同志暂时接管中央日常工作，并征询大家是否同意此方案。

原本，这一做法已成为近年来的常例，然而高岗却对此提出异议，力主采取数位书记“轮流掌权”的策略。此番尝试，无疑让他原形毕露。（苏为民著，《杨尚昆论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记载：

1953年12月15日的午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毛泽东外出期间，中央书记处会议的主持工作将由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高岗、彭德怀共同承担，他们将集思广益，共同商讨并解决相关议题。

（页下注：在本次会议中，毛泽东提出，在他休假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临时代理中央领导工作。刘少奇则建议由书记处成员轮流担任主持。书记处同仁普遍认同刘少奇的主张，不倾向于轮流主持。然而，高岗却屡次坚持己见，主张实行轮流制。会议结束后，高岗还分别与陈云、邓小平进行了沟通，力图说服他们也支持轮流主持的提议。）

刘少奇与毛主席同场活动

以下几种表述揭示了两种不同的语境：其一，毛泽东直接提出由刘少奇暂代；其二，毛泽东以商榷的语气询问应由何人担任代理。

通常而言，若毛以确认的口吻提议由刘少奇暂代职务，众人自是不会提出异议。然而，唯有当毛以商榷的语气提出此问题时，会议现场才可能涌现出不同的观点。

“会议中，主席询问，他外出期间，日常工作将由何人负责主持？””

杨尚昆所述，毛泽东试图对高岗进行试探，采用“钓鱼”的策略，虽然这一说法未必完全可信，但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确实是以提问的形式来提出问题的。

因此，刘少奇提出轮流担任的做法，实为明智之举，此举亦得到了高岗乃至朱老总的赞同。在组织会议上公开表达个人观点，本应遵循党规党法，若以此为由对发表意见者冠以“反党”的政治罪名，岂不是一种“欲加之罪”的行为？

“称我为‘三反分子’不属实。”

1959年，庐山会议落幕之际，应毛泽东之提议，自8月22日至9月12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在此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指出：

在我看来，这几位同志并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过是我们道路上的同行者，实则属于那些资产阶级革命家，只是后来加入了共产党。

由于朱德在庐山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曾多次批评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一些“左”的错误，对彭德怀批判不力且还为他说了一些好话，林彪竟然在会上恶意攻击朱德是“老野心家”、“想当领袖”、“实际上没当过一天总司令”等。〔《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下）〕

林彪

林彪说：

“今日，我向在场的资深前辈提出了一些建议。他身份不显，常人难以辨认。他给人的感觉是诚实厚道、和蔼可亲，且享有崇高的声望。”

但这是假的，他的骨子里是反党、反毛主席的，和彭德怀是一路货。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朱德！人家称他为总司令，他还心安理得地答应呢！

他是否有能力胜任总司令之职？显然不配！真正的总司令，非毛主席莫属。你所谓的总司令，实际上从未真正执掌过这一职位。

别只看到你看似无能为力，整天面带笑容，实则你内心狡黠，野心勃勃，总想成为团队的领袖！

面对林彪的公然诽谤，朱老总从容不迫，微笑着对林彪回应道：“那便请先生尽情批评吧。”（朱和平著，《永久的记忆：与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共度的时光》，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出版）

在那个党内生活极度扭曲的时期，朱老总迫于无奈，不得不就高岗与彭德怀两位同志的问题进行自我反省。朱德表示：

在历史的长河中，我党曾遭遇过路线上的失误，且不止一次地站在了错误路线的一边。

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关键阶段，我们遭遇了两次重大的失误。其中之一，便是在高饶事件中，他们的阴谋行径已然初露端倪，毛泽东同志及同仁们已开始揭露并与之斗争之际，我却仍误判他们为善，为他们辩解，并给予支持。直至1954年2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我才彻底认清了他们反党的真面目，并坚定地站在了这场斗争的一边。

另一个重大失误，便是在庐山会议期间所犯。当时，我们对彭、黄、张、周等反党野心家的本质认识存在不足，仅从正面角度考量，误以为他们已悔改，加之我们在思想观念上与他们存在共鸣，因此，我在此次事件中也显现出警觉性不足，未能及时洞察他们反党阴谋的实质。

有同志提出我存有个人野心，起初，我对此种指责持有异议。然而，深入反思后，我意识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与毛主席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路线的同志存在分歧，尤其在事关重大原则的路线问题上，我曾六七次未能站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立场。鉴于此，同志们对我的批评并非全无道理，“我愿意接受这一批评”。（摘自丛进著《曲折前进的岁月》，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

毛主席、朱德会见工会七大代表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扩大会议，针对罗瑞卿进行了批判。在会上，朱德发表意见指出，不能将毛泽东思想视为马列主义的最高阶段，因为顶峰意味着停滞不前，发展便无从谈起。

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朱德同志在第一小组会议中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强调要认真研读马列的经典著作，并计划在一年至两年的时间里将其完整阅读。然而，紧接着的数日里，他在会上遭遇了林彪、康生等人的指责，他们把朱德同志的言论解读为“以马克思主义之名来抵制毛主席的领导”，“怀有野心”，“意图谋取最高权力”，“是党内潜伏的定时炸弹”等罪名。《朱德年谱》修订版（1886-1976，下册）

朱老总略显感慨地表示：“若说我有野心，我已年过八旬，行动不便，连爬坡都需要他人扶持，哪里还有心力去追求权力？我的精力已无法支撑起治理国家的大业，更别提披上皇袍。我对我们这个团队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衷心希望它能够长久地稳固发展。”《永恒的记忆——与祖父朱德、祖母康克清共度的时光》

然而，即便在“文革”期间，朱德所遭受的诬陷与批判并未停歇。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之际，在分组讨论的场合，他仍旧频繁遭受部分人的围攻。4月21日，朱老总于华北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

我与毛主席共度时光逾四十年，日复一日，形影不离。多年的亲身经历充分证实，我未曾对毛主席心生反意。将我诬称为“三反分子”实与事实不符。因此，我未曾予以承认。（刘岩，《我在“军委办事组”的见闻》，收录于《党史博览》2011年第4期）

毛九大讲话指出：

朱德、陈毅二人历经中央苏区的艰苦斗争，饱尝艰辛，三次反围剿战役中亦曾伸出援手，贡献力量……

许世友曾言，朱德与陈毅虽与我反目多年，实则间或亦存和解之态。

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落幕不久，紧接着便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然而，在夺取军权之后，他们的内心却未能安宁。陈毅同志赴上海向党中央请示，却遭到了批评，指责他们行为过于民主化。随后，陈毅同志再次恳请我重返军队。

他们的反省固然存在，然而并未获得群众的认可。我认为今后我们不妨摒弃检讨的形式，而是以实际行为作为衡量标准。

1966年8月18日，历史性的一刻在天安门城楼上定格。自左至右，依次是陈云、邓子恢、朱德、毛泽东、林彪、贺龙、叶剑英以及徐向前。

毛主席称：“老总，你是红司令！”

1971年8月，朱德于北戴河静养期间，陈毅专程莅临其住所进行探望。在交谈中，朱德言道：

“我们这一辈人，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如今，为了大局着想，我们选择了这样的宽容与个人牺牲，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实属罕见。相信未来，诸多疑问终将得以澄清。”〔《朱德年谱》（修订版）1886-1976（下卷）〕

继“九一三”事件之后，于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亲自莅临陈毅的追悼仪式，此举凸显了毛泽东对资深同志评价的再度审视。

1973年12月21日，朱德亲自莅临，参与了毛泽东与军委会议代表团的亲切会面。在这次聚会上，毛泽东对朱德表示：

“董事长，您近来可好？大家都尊称您为红司令呢。有人说您是黑司令，我总反驳他们，坚持说您是红司令，这不也是红光满面吗？”

“若无朱，何来毛？朱毛之称，朱居其首，此乃不言而喻之理。”

"红司令，没人再骂你了？”

朱德说：“没有了。”

毛说：“那好多了。这位同志”（指向朱德）几十年相伴。

朱德：“四十余载。”

毛泽东：“四十多年相伴。”《朱德年谱》（下册）新编本，1886-1976

晚年朱德和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