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诞生的辉煌时刻，王明对于自己在历史转折点上所犯的错误，认识仍旧停留在较为表面的层次，他坚决拒绝接受党内提出的批评与援助。即便在建国后的政法领域，他亦取得了不少积极的成果，但对于过往的失误，王明仍旧选择了回避。面对七届二中全会对其下达的明确指令——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个人声明与决议，他却选择了置若罔闻，拒不履行其应尽的职责。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于北京召开，会议气氛庄重。随着会议接近尾声，大会正式通过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该决定明确要求，王明同志必须对国共内战及抗日战争时期所著文章、小册子等文件中的原则性错误进行深刻反思，以此表明其已充分认识到并承认个人失误，并在思想和行动上切实采取改正措施。此决定一经制定，应立即上报中央政治局审批，并在需要时，由政治局提交给后续的中央全会，以便进行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对于王明同志过往所涉问题，制定了一项至关重要的决议。这一决议的诞生，正是基于王明同志自七届二中全会以来，持续对其历史错误予以否认的背景之下。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明确指出，王明同志的问题已发展成为党内一个重要的讨论焦点。自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以来，除张国焘同志外，中共中央未曾对任何个人问题单独发布过正式的书面决定或决议。尽管七届二中全会对王明同志的问题有所探讨，但那仅限于口头交流，并未形成正式的书面文件。此次七届三中全会对王明同志的问题作出书面决定，凸显了问题的严重性已达到必须由中央委员会采取专项措施紧急解决的紧迫程度。

随着第七次全国三中全会的临近召开，王明特地赶赴天津，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考察，其目的在于精确掌握地方工作的最新进展。然而，返回京城不久，他不幸因病卧床。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导致王明无法亲自出席三中全会，亦错失了直接了解会议通过决议的机会。直至7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将全会文件转交给他，他才得以全面掌握会议决议的详尽内容。于是，在8月17日，王明向毛泽东同志及中央书记处写信，表达了自己的……三中全会决议明确要求，我必须对内战及抗日战争时期所创作的文章、编撰的小册子等所有相关文献进行详尽的审阅与深入的反思，并需提交一份自我剖析的声明。显而易见，这一任务将消耗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务必在11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完成王明声明书的起草，并提交政治局予以审议。同时，尚昆需对王明的笔记本及武汉时期的报纸进行细致核实，以确保其保管得当。关于此事，请尚昆以口头形式通知王明。”

“执行此任务的过程预计将颇为耗时。”然而，在毛泽东的指示中，他明确强调，必须在“11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妥善处理这一问题。在此期间，王明的健康状况急剧下滑，他在9月上旬向党中央递交了申请，希望能赴苏联进行治疗。紧接着，在10月25日，他踏上了前往苏联的旅程。因此，直到任务最终圆满完成，王明并未向党中央提交任何声明。

1949年6月，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正式对外宣布其成立。王明先生光荣地被任命为副主席，并肩负起筹委会主任的重任。紧随其后，同年7月，王明先生热切投身于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的筹备事宜，最终有幸被选为新中国政协的杰出代表。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北平有幸成为见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的历史舞台，这一刻刻骨铭心的历史瞬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会议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662位代表汇聚一堂，其中，王明作为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的15位正式代表之一，有幸亲身参与了这场空前的盛会。在此期间，王明荣幸地被选为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委员。

1949年10月5日，我国首都北京隆重举办了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的成立典礼。刘少奇同志光荣地担任了协会会长的重任，王明同志亦荣膺理事会成员之位。紧接着的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召开了第三届全体会议，正式对外公布了一系列部门及委员会的领导职务。董必武同志被任命为政法委主任，而彭真、张奚若、陈绍禹（王明）及彭泽民同志则担任副主任一职。陈绍禹同志更是身兼法制委员会主任与最高人民法院委员的双重职责。当时，政治法律委员会肩负着引领法制委员会、公安部、司法部等政法部门的重担，成为全国政法工作的核心机构。

尽管建国后王明同志身负多职，但他始终将主要精力倾注于法制委员会。他每日穿梭于法制委员会，因健康问题，有时不得不适当调整工作量或居家休养。从解放战争初期至1950年赴苏联疗养，王明同志在法制领域的贡献尤为卓著。他曾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及法制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在解放战争时期，王明同志积极参与了新宪法草案的起草等多项重要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导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等多项重要法律，对我国法制建设和废除封建婚姻制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随着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的圆满结束，王明同志所肩负的工作重担得到了明显缓解。但在毛主席的深切期望中，他毅然决然地挑起了更沉重的担子，被任命为中央法制委员会主任一职。自那时起，直至新中国成立，尽管他未曾接受过正规的法学教育，王明同志却在法制领域的钻研与实践中，取得了全球瞩目的辉煌成就。在法制理念的探讨上，王明同志与董老的见解竟然出奇地一致。董老毕业于日本一所赫赫有名的法学高等学府，专攻法学，成就非凡，而王明同志在法学领域的专业造诣同样令人钦佩；“周总理与董老的法制理念既严谨又精准，王明同志的法制理念亦展现出同样的严谨与适宜。”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七次会议上顺利通过了审议。1950年4月30日，毛泽东主席亲自签署并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命令”，正式宣布自5月1日起，该法正式施行。随后，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执行指示，旨在确保婚姻法得到全面而严格的执行。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以及全国妇联等众多机构亦相继发布通知，积极倡导并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人民日报》亦发表社论，对婚姻法所蕴含的深远意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王明同志与法制委员会携手精心打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不仅赢得了党中央及中央人民政府的高度赞誉，更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普遍拥护，其在施行过程中充分彰显了其显著的实际成效。经过三十余年的风雨砥砺，这部法律终于迎来了修订的历史节点，这不仅是对立法成果的充分肯定，更充分体现了其与时俱进、充满活力的精神特质。1980年9月2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修订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改草案》的说明中，明确指出，此次修订是在1950年颁布的原始法律基础上进行的，全面吸纳了三十年的实践经验，针对新形势下的新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调整。原法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条款得以完整保留。

自迁往京城之后，王明便将位于东黄城根的骑河楼孟公府二号视为自己钟爱的居所。那座宅邸，乃是一座宽敞的四合院，四周环境清幽宜人。王明家族共有三子一女，长女名为王芳妮，她的两位兄长亦位列家族兄弟之中。王芳妮于1932年1月18日诞生于世，恰逢王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时期，她在莫斯科亲身经历了这一历史性的重要时刻。

王芳妮，苏联的璀璨明珠，自幼在苏联的呵护下茁壮成长，然而她对母语中文却一无所知，未曾踏上过祖国的土地。她的俄罗斯名字是季米特洛娃·法尼娘·格奥尔基耶夫娜。1937年11月，王明与孟庆树夫妇归国投身于抗日救亡的烽火之中，却无奈未能将年长的女儿王芳妮一同带回，只得将她托付给了时任共产国际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由他抚养成人。季米特洛夫及其捷克籍妻子唯一的儿子在战争中不幸牺牲，膝下空虚无子嗣。因此，这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享有崇高声誉的领袖，将王明的女儿视为己出，倾尽心血抚养成人。传闻，王芳妮后来成为了一名卓越的苏联飞行员。1985年1月27日，王芳妮因病离世，享年53岁，与生母孟庆树一同安葬。

王明的长子王丹芝与次子王丹丁，分别于1939年与1945年在延安见证了他们的降生。孟庆树对他们疼爱有加，始终如一地守护在他们身旁，未曾让他们踏入小学的门槛。成年之后，王丹芝毅然决然地走进了初中的课堂。然而，不久之后，他便随父母踏上了前往苏联的漫长征程。

王明的姻亲，孟募州夫妇，自迁居北京后，便与王明及其女婿孟庆树同宅而居。自1937年底王明重返延安之时起，他便亲自将岳父母接到延安，与他们共度了一段温馨而愉快的时光。不久后，他们再次一同迁往北京，安顿了新居。孟庆树的胞弟孟侃在解放后也调至北京工作，然而他的父母并未随他北迁，而是选择与女儿孟庆树及其夫婿王明共同度过余生。尽管孟雅与继母之间的关系时有紧张，但她依然长期居住在王明家中。当时，孟雅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并最终成功考入清华大学。

王明家族所经历的波折，无疑是一幕悲剧。其先祖陈聘之，对故乡怀有深厚的眷恋，毅然决然地不愿离开这片故土。但命运多舛，1946年春，国民党李品仙部下的第四十八师将陈聘之及其妹陈觉民、妹婿汪惠生一同拘捕，并将他们囚禁于霍山县的牢狱之中。狱中，他们遭受了残酷的折磨。为了赎回亲家、儿子及其儿媳，汪惠生的父亲，一位地位卑微的小地主，不惜变卖数亩家产，并借助在南京任职的金家寨同乡之力，与第四十八师搭上了关系。经过一年多的囚禁，陈聘之等人终于迎来了重生的希望。

在即将走出监狱之际，陈骋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教育事业。他收养了19名七至八岁的孩子，坚守着免费教学的坚定誓言，仅凭孩子们的口粮维持生计。王明对父母的思念如同影随形，于1950年，他向时任湖北省政府公安厅厅长的远亲陈一新寄去了一封充满恳切的信件，急切地寻求他的帮助，期望能将父亲陈骋之和继母黄莲舫接到北京。陈一新在接到信件后，立刻派遣了两名卫士前往金寨县，将陈骋之和黄莲舫接到武汉。随着春节的日渐临近，他们在武汉稍作停留，随后被护送到北京，与王明的妹妹陈觉民、妹夫汪惠生以及外甥女汪向荣欢聚一堂。而他们曾经居住的金寨故里，依旧保持着那份宁静与和谐。

1950年9月，王明抵达京城，随即向党中央递交了前往苏联治疗的健康申请。党中央对此事迅速给予密切关注，并即刻向斯大林主席发送了电报。在斯大林的批准之下，10月25日，王明携同妻子孟庆树及两名子女，还有北京医院的医生陈锋禹与保姆陈启珍，共计六人，在秘书田书元的陪同下，搭乘火车，开始了前往苏联的征程。

自1950年10月25日始，王明在莫斯科度过了三年的康复期。在这段日子里，他的健康状况持续好转。直至1953年12月9日，他携同孟庆树、两位子女以及保姆陈启珍一同踏上归途，最终在孟公府2号安顿下来。归国后，王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法制委员会的各项工作中。然而，自1954年4月8日起，他的健康状况急遽恶化，不得不入住北京医院接受治疗，此后便再未重返工作岗位。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法制委员会亦随之解散，王明在政府中所担任的所有职务也随之不复存在。

1955年春，阳光明媚，王明因胆囊炎急性发作，又一次踏入了北京医院那间他熟悉的病房。他诚恳地向党中央表达了急切希望赴苏联接受治疗的强烈愿望。党中央对此表示支持，随即迅速为他办理了出国手续，并搭乘飞机抵达了莫斯科。鉴于王明病情严重，他只能依靠担架被送至机场。抵达苏联后，秘书田书元严格遵守规定，定期为他寄送资金、必需品、药品以及各类报刊，并频繁派遣人员前去看望。作为中共中央的委员，王明在苏联就医期间，始终保持着对学习和工作的热情，与苏联各界人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苏联政府对他进行了悉心治疗，关怀备至。自那时起，直至他生命的终结，王明再也没有回到祖国的怀抱。

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之际，王明因健康所困，未能亲临莫斯科参加盛会。然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依然秉承团结之精神，坚持将曾经犯过错的同志纳入中央委员的选拔名单。因此，王明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在总计97名中央委员中，他的得票率位列末席。

党中央对王明的关怀无时无刻不至，且体贴入微。即便他在苏联寻求治疗，仍能如常定期领受应得的全部薪资。在药品、物资及人员需求方面，政府总是迅速作出反应，确保他的各项需求得以及时满足。政府陆续派遣西医、中医、护士、警卫员及保姆等多位专业人才为王明提供全面而周到的服务，并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人员配置。王明的工资级别为行政五级，而孟庆树的级别则为八级。秘书田书元负责代领二人的工资，并将工资以卢布的形式，每半年寄送至苏联，总额高达3300卢布。“文化大革命”期间，田书元，这位长期负责款项与物品寄送的工作人员，不幸被免职，甚至遭受了批判，有人指责他“勾结境外”。自1966年下半年起，我国暂停了对王明夫妇工资及物品的寄送。

在那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年代，王明，一位在历史上被铭记为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关键人物，在他苏联流亡的岁月里，更是毫无保留地表达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坚决反对。正是他立场之鲜明，使得他在国内遭受了残酷的批判与指责。

在批孔评儒的狂潮和历次路线斗争的浪潮中，涌现了众多针对王明的批判文章。洋洋数十万言的《王明反革命言论集》汇编成册，而“打倒机会主义头目、苏联修正主义代理人、大叛徒王明”的口号，如狂风暴雨般迅速传遍各地。

当“文化大革命”的帷幕正式拉开，北京及众多大都市迅速被巨型标语所笼罩，口号声高亢，响彻云霄，呼喊着“打倒苏修代理人、反革命黑帮、大叛徒王明！”的声音回荡在天际。自此，众多媒体，包括《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等，纷纷将王明作为抨击和诽谤的焦点。王明的妻子孟庆树，在苏联留学期间，长期活跃于反对毛主席的活动中，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的早期，北京也出现了针对她的攻击性标语。

令人震惊的是，在1966年那酷暑难当的夏日，毛泽东竟下令红卫兵挖出其先父的遗体，任其被随意弃置一旁，竟无丝毫珍惜之意。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飙横扫全国，随之而来的是对王明家族背景的广泛质疑。在这场冲击传统文化的狂潮中，红卫兵们成群结队地涌向八宝山革命公墓，亲眼见证了王明父亲的安息之所。在“砸毁王明狗父亲的坟墓”的口号声中，他们毫不犹豫地摧毁了墓碑，掘开了墓穴。因此，王明父亲墓碑被破坏的事实，已然成为众人皆知的真相。然而，这不过是红卫兵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所采取的激进举动，是他们那个时代的激烈抗争方式。这一行为并非，正如王明所言，是红卫兵们遵从毛泽东的指令行事，亦非仅针对王明一家的个别事件。

自1979年至1980年，政府不遗余力地投入资金，对陈聘之的墓地进行了细致的修缮工作。遗憾的是，由于未能与王明的家属取得联系，墓碑至今尚未竖立。关于黄莲舫遭受暴力袭击并遗弃街头的传言，据信源于王明误信流言。实际上，关于王明继母遭遇白发人送黑发人悲痛、或是被打至半死、遗弃街头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相反，政府负责将黄莲舫安全送回故乡，并对其进行了妥善安置。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中央领导人特别关照了王明的三位长辈，并敦促他们迅速撤离孟公府2号。在这三位长辈中，首先搬离的是王明的继母黄莲舫。在王明家被抄家之前，黄莲舫已经离开北京，她并未亲眼目睹抄家过程，更没有被红卫兵击毙或重创后遗弃街头。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两位同志的亲自护送下，黄莲舫安全返回安徽金寨县梅山镇，并得到了八九百元的资助。金寨县政府接收黄莲舫后，每月为她提供13元生活费，并分配给她一间住所，同时她的医药费用也得到了全额报销。在那个“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期，黄莲舫能够享受到这样的待遇，实属难得的幸运。

王明的姻亲关系错综复杂，他的姻亲、胞弟以及众多姐妹皆未能幸免于这场苦难的漩涡，他们的遭遇之惨烈，远甚于黄莲舫。王明的岳父母，孟募州夫妇，在黄莲舫离开京城不久，便从孟公府的二号宅邸搬至儿子孟侃的住所。遗憾的是，1968年，王明的岳母不幸因病撒手人寰。

1974年3月23日，疾病缠身的王明，于莫斯科郊外的住所内，完成了他毕生最为宏大的著作——《中共五十年》。然而，这部作品却引发了王明生平中最激烈的争议，对国内外产生了极为负面的影响。

这部鸿篇巨著篇幅浩瀚，字数逾二十万，对“文化大革命”这一重大历史课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王明并未对“文化大革命”中潜藏的深层错误进行深入的挖掘与分析。他的批判初衷，并非旨在纠正党内所犯的错误，实则是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以及党中央的质疑，试图为自己的历史失误寻觅借口。1975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将该著作译成俄语，并向国际社会广泛发行。

在王明的著作《中共五十年》中，遗憾的是，他将“文化大革命”误认为是“反革命政变”。他对该时期问题的过分关注，导致了对于“文化大革命”本质的误解，误判其核心属性为“反革命政变”。早在1966年8月30日，“文化大革命”初现端倪之时，王明便创作了《所谓文化大革命》一诗，诗中流露出他“形似文化大革命，实则武装反革命”的观点。自此，无论在何种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讨论中，王明始终将其定性为“反革命政变”。

在《中共五十年》中，王明以恶毒的语言攻击毛泽东同志，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虽然王明也曾举起过“学习毛泽东”的旗帜，也曾表示要“变个毛驴子，跟着毛主席的路线走”。在《中共五十年》中，王明却对毛泽东破口谩骂，并在此书中，王明还杜撰了毛泽东思想产生经过，称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自己首先提来的，“在整风运动中公开宣布了‘毛泽东主义’，是强制写进七大党章总纲中的”。其实“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是王稼祥为纪念建党22周年写的、发表在1943年7月8日的《解放日报》上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次提出的。毛泽东一贯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的提法，甚至“文化大革命”中当那些革命造反派纷纷上书要求把“毛泽东思想”改换成“毛泽东主义”的时候，他都加以拒绝。

自1970年代初期，王明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陷入了无法挽回的困境。他长期饱受肝胆、肠胃及心脏疾病的反复折磨，正当他着手完成《中共五十年》这部巨著的第四卷时，不幸于莫斯科去世，享年七十二岁。

王明先生不幸与世长辞，苏联政府将其安葬于闻名遐迩的莫斯科郊外“新圣母公墓”。众多媒体，如《真理报》、《远东问题》等，均纷纷撰文悼念，对他的生平事迹给予了极高的赞誉。《中共五十年》一书的《跋》中，孟庆树先生亦流露出对王明先生的深切缅怀之情。在此，我怀着无比崇高的敬意，向苏联共产党及其人民致以最深切的谢意，对你们所给予的珍贵友谊与持续不断的援助，我表达了由衷的感激。

1979年，我国著名诗人王明先生的《王明诗歌选（1913——1974）》在苏联莫斯科由进步出版社出版并发行。该选集以中、俄双语的形式同步问世，精心收录了王明先生创作的诗歌共计399篇。遗憾的是，选集中部分诗歌公然对党和毛泽东同志进行了尖锐的诽谤和指责，造成了极其不良的社会影响。

注释

《王明诗歌选集》的问世，终于成就了孟庆树心中深藏已久的梦想。遗憾的是，在1983年9月5日，她在莫斯科离开了这个世界。彼时，王明所监护的两位儿子仍居于莫斯科，且都已加入了苏联国籍。长子王丹芝对计算机科学抱有浓厚的兴趣，学成归来后，他在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找到了自己事业的归宿，并与一位苏联女子喜结连理，携手共度余生。次子王丹丁则在学业完成后，将全部热情投入到了中国文学的研究领域。

在1932年新春佳节之际，毛泽东在瑞金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的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会上，中央代表提出了“武装捍卫苏联”这一议题。面对这一引发热烈讨论的核心问题，毛泽东选择了沉默。因此，会议不得不暂时中断，同时，主持人也进行了相应的更换。

1932年四月的中旬，临时中央紧急向苏区中央局发送了一封电报，其中强烈敦促采取果断措施，全面击败国民党军队，以保障苏联的安全。与此同时，毛泽东的领导风格也受到了严厉的指责，其政治立场被诬称为“右倾机会主义”。面对这些指责，毛泽东心中充满了不忿，随即通过电报进行了有力的反驳，明确指出“中央的政治判断与军事策略存在重大错误”（详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271至272页）。然而，即便如此，毛泽东坚定的信念未能阻止中央对他的持续指责。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隆重举行，遗憾的是，毛泽东未能亲临会场。尽管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干预使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但他在会议期间的缺席仍引起了部分人的非议。自毛泽东被排除在军事领导核心之外，中央根据地的局势便迅速出现了显著的转变。

路线之争如同挥之不去的阴云，自古至今，始终未曾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