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0年代，吴法宪担任新四军三师政治部主任期间。

开场白

吴法宪，我的父亲，乃是一位历史上的知名人物。通常，对于历史人物的子女而言，要客观且公正地评价自己的父亲，实属不易。毕竟，在子女心中，父亲的形象往往被理想化，近乎完美。然而，事实往往并非如此，我的父亲亦然。尽管如此，由于外界对他存在诸多误解，这反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澄清事实的契机。

1969年，吴新潮拍父母照。

长征战事，父屡参。

身为开国元勋的父亲，他的头衔却与众不同，额外增添了两顶帽子。其一，被冠以“林彪反党集团”的罪名，然而这非我所能评述之范畴。我所要谈的，是他的第二顶帽子——广为流传的“草包司令”之称，乃至有人将他与《沙家浜》中的胡传魁相提并论。所谓的“草包司令”，不过是政治标签，它将历史人物简单地划分为善恶两类，用单一的道德观念来评判，实则显得过于单薄。“坏人”似乎是全然糟糕，从外表到举止，无不充斥着负面色彩；而“好人”则似乎拥有一切美好，宛如环绕的光环，沐浴在无尽的阳光下。我坚信，这样的标准既非客观，亦非实事求是。

父亲究竟是不是草包？张正隆所著的《雪白血红》里有这样一句话：“林彪用人，用过好人也用过坏人，但是从来没有用过草包。”父亲的老搭档、原东野2纵（现39集团军）司令员刘震上将也说过：“吴法宪在2纵当政委时是革命的，也不能说他是草包政委，草包政委怎么能保证部队打胜仗？说党任命一个草包当政委，这不是给党脸上抹黑吗？”

所谓的“草包”之称，一方面是指认为从事政治工作的父亲不懂军事，认为政委无法指挥战斗。然而，这种观点并不准确。在中共历史上，相当长一段时间是以军事斗争为核心，军事与政治界限并不分明，所有政委都参与军事指挥，甚至许多政委身兼军事和政治双重职责。以政治元帅罗荣桓和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的肖华将军等人为例，他们难道就都不具备指挥战斗的能力吗？

吴法宪与当时担任新四军三师参谋长的彭雄合影。彭雄在照片背后题字：“胖友啊，咱们俩可都是出了洋相呢，给你送上一张，我这里也有一张……”

1935年3月，四渡赤水前夕，父亲被调往红1师3团担任总支书记，团长是黄永胜。父亲报到的当天下午4点，红3团突然接到师部的紧急命令，火速向乌江前进，准备强渡乌江。晚上8、9点钟，红1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肖华来到红3团，代表红1军团命令红3团今晚必须强渡乌江，占领渡口，为全体红军突围杀出一条血路。在电视剧《长征》中，有这样一个镜头，一位年轻的政委在雨中慷慨激昂地训话，正是我的父亲。他亲自指挥部队，成功夺取了渡口，击溃了敌军两个连，确保了红军突破了乌江的天险。战斗取得胜利后，红1军团政治部印制的《战士报》对红3团的英勇事迹进行了表彰，首位被提及的名字便是吴法宪，那时父亲年仅二十岁。建国之后，肖华将这次战斗的经过撰写成文，并发表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红旗飘飘》系列丛书中。

亦有一事可昭显父亲之才干。1938年寒冬，685团受命东征，深入敌境，抵达山东湖西（微山湖西）地域。彼时，我父担任苏鲁豫支队军政委员会书记，实为部队之掌舵人。初至山东时，该支队仅有两千战士，然而扩编迅速，短短一年余，至1939年，苏鲁豫支队已壮大至一万三千人之众，并设有四个大队，相当于团级编制，每个大队下辖四个营。此时，苏鲁豫支队实际上已具备整编师的规模。与此同时，与115师师部一同抵达鲁西北及沂蒙山区的686团，人数尚不足四千人。

抢仓库发了洋财

辽沈战役中，2纵最先进沈阳，沈阳是国民党在东北的后勤补给基地，储备有大量的战略物资。这些“洋财”基本都被2纵“划拉”走了。父亲坐着美国吉普，到处巡视，口口声声说“得给兄弟部队留些物资。”然而，2纵的七万将士们却全部换上了美式装备，身着皮靴皮帽，人手一个睡袋，“上顿吃烙饼，下顿吃饺子”。那时，我拥有一件风衣和一件美国毛衣，都是战利品，一直穿用到“文革”时期。这么多年过去了，扣子依然牢固，质量极佳。

父亲也知道“发洋财”的事儿，迟早会被追究。1949年1月，2纵内部开会时，曾专门就此事商讨对策。会上，纵队领导一致认为，早认错早主动。东总司令部在九王庙开会强调部队纪律，父亲就把沈阳抢仓库的事抖了出来，并作了自我批评。这下子，其他纵队的司令员政委们开了锅，羡慕的有，嫉妒的也有，说：“吴胖子，你怎敢如此行事？”也有人讥讽：“吴法宪既当婊子又立牌坊！”林彪在会上并未发表意见，最终对父亲作出了处罚。父亲誓言：“若在天津解放后仍有此类行为，必将严惩不贷！”

当时部队进城后，确实有点兴奋，体现了军队骄横的一面。一个叫刘银夏的团政委，因为抢医院，把1纵的人打死了，被押解“东总”军事法庭的路上遇到了父亲。父亲问：“什么事情啊？”听了事情原委之后，父亲发话：“我们2纵的人，我们自己处理，不用东总费心了。我宣布撤销政委，变为马夫。”这种处罚也是暂时的，一个月之后刘官复原职。这位刘政委后来当了宁夏政法委书记，上世纪90年代，父亲受人之托，打电话找他办一件事。这时的刘银夏已经病重，听说是吴法宪来的电话，硬撑着站起来，左手拿着电话，右手敬军礼：“报告，刘银夏恭候吴政委的指示！”父亲回应：“我已经不再是政委了……”刘银夏随即改口：“那我就听候老妈妈的指示！”“老妈妈”是父亲在2纵的昵称，当时2纵的官兵中流传着一句话：“有难处找老妈妈，没饭吃也找老妈妈。”

1950年代初，吴法宪香山休憩。

父亲是林彪“死党”，此言非虚。

父亲与林彪的关系，无疑属于林彪“山头”的一员，这一点不容置疑。这不仅基于他们之间常规的工作往来，更深层次地，这种关系可追溯至井冈山时期。在第一次反“围剿”战役中，父亲便隶属红一军团，并直接接受林彪的指挥。若将一方面军视为M的“中央军”，那么红一军团无疑就是他的“黄埔军校”。众多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均出自红一军团，如刘亚楼、杨成武、黄永胜、李天佑、李聚奎、肖劲光、杨得志等。

解放战争期间，东北民主联军有十二个纵队，父亲指挥的2纵是林彪最得意的一支部队。谁都知道林彪喜欢钟伟，钟伟是2纵主力师5师（即后来的39军116师）的师长。2纵司令刘震对吴法宪有意见，说父亲纵容钟伟，是钟伟的后台。电视剧《亮剑》里，李云龙的一些故事就是以钟伟为原型的。比如，“挖沟”战法（通过土工作业接近敌方阵地，减少攻击部队伤亡）就是钟伟搞起来的。打锦州时，1纵是总预备队，由2、3纵攻坚。林彪当时拿着望远镜，看着战士们往前冲，2纵的战士们前赴后继，伤亡非常大，久经战阵的林彪都为之动容，把望远镜掉到了地上，连说了三句：“好部队……”

另有一事，尤为显著地展现了父亲与林彪之间的紧密联系。林彪的两位子女，均被安置于空军系统，豆豆是由刘亚楼所安排，而老虎（林立果）则是由父亲亲自挑选并安排。在1965年春天，刘亚楼病情严重之际，他特地将父亲从北京召回上海，并委托他负责将豆豆调入空军报社，并请父亲给予关照。至于林立果，则是叶群亲自向父亲提出要求，最终被安排到空军党委办公室工作。更令人注意的是，林彪身边的工作人员中，众多人皆是由空军系统调动而来。

林立果到空军之后，父亲曾经说过林立果“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这话确实说得不妥，但要分清，这个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林立果找父亲汇报，要在空军成立一个调研小组，父亲说：“务必深入了解空军现状，频繁向林总汇报，你作为林总的代表，在空军内拥有指挥全局、调度一切的权力。”此番言语，虽为私下之谈，显然言过其实，父亲此举或有私心，但不过是对其子的一番赞誉。实则，不仅林立果，即便身为空军司令及“副统帅”的林彪，亦无法在空军实现“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绝对权力。

不过，说父亲是林彪“死党”真不冤枉。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父亲作了检讨。主席想要撤换父亲，征求林彪的意见：“用空军的曹里怀成不成？”林彪回答“吴法宪更适合”，从而对主席的提议予以了拒绝。

吴法宪陪毛泽东视察空军

恩师兄刘亚楼

在空军服役期间，我的父亲担任政委，而刘亚楼则是司令。自红军时代起，刘亚楼便一直是父亲尊敬的上级，以其刚毅的性格而著称。因此，外界常误以为刘亚楼在空军中极具权威，与父亲之间关系紧张，视父亲为受委屈的一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刘亚楼与父亲之间的关系始终保持着和谐。父亲将刘亚楼视为恩师与兄长。

组建空军的时候，刘亚楼亲自挑父亲当副政委。刘亚楼脾气比较暴躁，没有一个人能给他当政委，他才点名把我父亲调过来坐镇。在空军，父亲是刘亚楼的副手。空军曾流传“刘司令，无政委”的笑话，这笑话怎么来的呢？原先的空军政委是肖华，但他不久就到了总政，刘亚楼就把我父亲调过来，虽然是副政委，但党内是空军党委第二书记，是实际上的二把手。肖华走后，刘亚楼给总政打报告，要求把我父亲“转正”，肖华说了一句：这回在空军是“无政委”了。

父亲任职于空军，与刘亚楼将军的协作颇为默契，他从未与刘将军产生过任何矛盾。每当空军干部遭受刘亚楼将军的责骂，便会寻求吴政委的安慰，吴政委则会予以劝慰。若有人对司令官有所不满，政委便会代为转达。至1965年，刘亚楼将军不幸离世，父亲便接任了司令之职，并挑选了余立金担任政委。随之，有人戏称空军如今有了“余政委”——一个“多余”的政委。当然，这不过是部队中流传的笑话罢了。

实际上，父亲与刘亚楼的交情尤为深厚。每当父亲外出疗养，刘亚楼都会亲自操持安排。我母亲陈绥圻供职于民航局，刘亚楼便会亲自致电民航局的领导，为我母亲代为请假。无论刘亚楼身在何处休养，若父亲不随行，他总会将我带在身边，视我如同己出。刘亚楼出访海外，所带回的玩具，若是他的孩子所有，我便也能得到一份。父亲虽不甚饮酒，但刘亚楼却颇为豪爽。家中若有好酒，父亲常命我送至刘伯伯府上，于是我便时常手提酒瓶，前往刘亚楼家中。然而，尽管如此，我们这些孩童对于刘伯伯仍怀有几分敬畏，他那威严的气质，使得我们见到他时总是选择避而远之。

1963年冬季，吴法宪随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一同下部队，对工作进行检查。

“九一三”那天

在“九一三”事件当天，我父亲对一切浑然不觉。9月12日晚，他按照预定的工作安排，计划接待空政文工团的六位指导员，并处理13航校校长与政委之间的矛盾。到了晚上11点，他接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电话，询问是否有一架飞机抵达了山海关。

父亲回答：“并未调动任何飞机。”不久，周恩来又接到林豆豆的电话，第二次询问时语气变得严厉：“是确实没有，还是您并不知情？”父亲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回应道：“情况不明，需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确实有一架飞机降落在了山海关。这架三叉戟是由林立果直接联系空军副参谋长兼34师党委书记胡萍调派的，并未经过父亲的批准。父亲随后致电胡萍，胡萍解释称：“飞机是用于训练。”父亲追问：“为何飞往山海关？”此时，父亲已经意识到这架飞机与林彪有关。在如此情况下，他坚持前往西郊机场进行核实，周恩来总理派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全程陪同。

于西郊机场，父亲致电三叉戟飞行员潘景寅，严令其即刻驾驶飞机返回北京，不得搭载任何乘客。胡萍与潘景寅互通信息，告知飞机引擎存在故障，需修复后方可返京。在父亲与潘景寅的最后一次通话中，他郑重表示：“此架飞机绝不可升空！”并强调：“你必须忠诚于M主席，忠诚于党，并遵循周总理的指令！”在三叉戟起飞之际，父亲曾提议在跑道上设置障碍，但此建议未被采纳。

在那个紧张的关头，父亲与周恩来之间的电话线几乎未曾间断。飞机腾空的瞬间，父亲便即刻获知了这一消息，并迅速向周恩来进行了汇报。三叉戟升空，父亲心中已明白，自己似乎已无生路……然而，他当时的想法实则过于乐观：不过是政治上的淘汰，从政治局退出，转而在地方任职。他未曾料到，结局竟会如此凄惨：党内党外的一切职务被撤销，党籍和军籍被开除，最终被判处十七年有期徒刑。

林彪和黄吴李邱

母亲陈绥圻

1923年，我的母亲陈绥圻在上海降生，她的曾祖父乃宁波的一位商人，家资丰厚，在上海经营着多家商号与产业。然而，祖父却是一位典型的纨绔子弟，年轻时就沉溺于鸦片与赌博，最终身患重疾，英年早逝。此后，外婆独自抚养母亲与舅舅，家境陷入了一片困顿。

1941年，母亲在上海的一家教会学校读书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因为暴露了身份，母亲和舅舅被组织上紧急转移到了苏北新四军。外婆突然间失去了一双儿女，不知他们的去向和生死，哭瞎了双眼。在苏北的舅舅听到音讯，擅自离队回了上海，从此成了他的历史问题。参加新四军后的母亲，先后在抗大五分校、新四军三师政治部保卫科任干事。经锄奸股长赵炳安（曾任济南军区副司令）的介绍，母亲与父亲相识。按照母亲的说法，当时在新四军的知识女性中流行一句话，说老干部是“可敬不可爱”，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母亲与父亲相恋结婚，并相守了一生。我的一位朋友和母亲很熟，常来陪母亲聊天，听母亲讲故事。有一次他问母亲：“陈阿姨，吴老得势的时候，你对他好我理解；现在他倒霉了，你对他为什么还是这么好？”母亲想了想，很认真地答道：“他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情，我也不能对不起他。”

作为母亲的儿女，我们亲眼见到在父亲一生最艰难的岁月，母亲对父亲的不离不弃、关爱有加。刘亚楼曾说过：“吴法宪找了一个好老婆。”

辽沈战役落幕之际，吴法宪与陈绥圻夫妇于沈阳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1942年，日军对苏北的新四军实施了残酷的“扫荡”行动。面对此情此景，新四军三师党委果断决策，将部分领导同志的家属紧急转移到上海。黄克诚的夫人唐棣华、张爱萍的夫人李友兰、曹荻秋的夫人汪云，以及黄克诚的母亲，一同抵达上海，暂居于舅舅家中。突如其来的众多人口，使得舅舅不惜变卖家产，想方设法确保她们的安全。在那个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刻，舅舅勇敢地掩护了一大批中共高级干部的家属，他的英勇行为功不可没。解放后，黄克诚担任了总参谋长，张爱萍成为副总参谋长，曹荻秋则出任上海市长，而我的父亲则担任空军政委。然而，舅舅却背上了沉重的政治负担，他在天山中学默默教书，依旧居住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简陋棚户区中，生活颇为清贫。尽管如此，他对自己的生活以及子女的抚养，从未向父亲提出过任何非分之想。1971年，父亲遭遇不幸，舅舅也受到了牵连。在此期间，舅妈不幸患上癌症，最终离世。

抗战的胜利告终后，母亲随部队迁徙至东北。1948年，她在齐齐哈尔产下了我。父亲在辽沈战役结束后，南征途中不幸受伤，抵达了武汉。那时，母亲留守于天津。得知父亲受伤的消息，是从刘震夫人处传来的。她毅然决然，独自一人攀爬火车，在敌机轰炸和敌特潜行的险恶环境下，勇敢地寻觅父亲。无奈长江阻隔，她最终只能选择折返。母亲曾向我提及，那实乃她人生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次冒险。

1954年，正值军队授衔的前夕，母亲毅然转业至民航总局，担任了计划处处长的职务。身为首长夫人，她每日早出晚归，频繁穿梭于拥挤的公共交通之中，从未有过乘坐父亲座驾的待遇。她曾笑着告诉我，挤公共汽车就如同在跳芭蕾，脚尖轻轻点地。在那个时期，我们鲜少能见到她的身影；在工作的紧张时刻，母亲甚至会携带铺盖，选择住在办公室中。

1968年“杨、余、傅事件”后，叶群找到父亲，说为了看家，把母亲调来空军任吴办主任。母亲就这样又穿上了军装。作为吴办主任，母亲列席空军常委办公会议。父亲对她有规定：无论大小事务，仅需倾听，不得发表意见。因此，在空军任职期间，母亲发言与讲话的次数极为稀少。

1950年代，吴法宪与陈绥圻伉俪携手，育有儿子吴新潮。

常言道，无风不起浪，然而在1970年炎炎夏日的一个午后，空军党办却意外地通知了林立果，要求他在即将召开的司令部二级部长会议上就学习毛泽东著作发表一次演讲。我随母亲一同前往。林立果的演讲新颖独特，内容涉及空军在未来的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发挥的作用。党办主任王飞转而邀请我的母亲发表一番讲话，母亲却提议道：“不如我喊个口号吧，以示对林立果同志的崇敬，以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决心！”然而，随着林彪事件的爆发，这一幕竟成了母亲被指控的主要“罪行”。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父亲不幸被捕，母亲则被软禁。在那漫长的九年岁月里，母亲与父亲音讯全无，亦对我毫无消息。直至1978年，空军党委召开了一场隆重的会议，将母亲带到会场，强行剥去她的领章帽徽。空军高层亲自宣判，将母亲定性为林彪的死党、现行反革命，随之剥夺了她的党籍和军籍，并下令将她押送至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母亲被遣送至浙江绍兴的龙虎山茶木场进行劳改，在那里的三年间，她饱受风吹雨打、日晒雨淋之苦，蚊虫的叮咬更是让她痛苦不堪。每月仅有的五十元生活费，她却节衣缩食，省下每一分钱，最终攒够了钱购买了毛线。她用这些毛线，为父亲和我们每人织了一件温暖的毛衣。当母亲亲手将毛衣交到我们手中时，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

1980年，父亲得以保外就医，母亲的案件亦经胡耀邦同志的审批，得以重审并作出新的结论。在空军王海司令员的批准下，母亲按照副师级的待遇离休，她陪伴父亲在济南度过了二十余载的晚年时光。目睹他们相互扶持的身影，我深刻领悟了何谓相濡以沫，何谓相伴一生。

经历了大起大落、大苦大难的父亲和母亲，晚年的心态相当平和。2004年春，母亲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我们理应快快乐乐地生活，安心地扮演好我们普通百姓的角色。”

在2000年，父亲不幸因脑梗塞入院接受治疗，直至2004年10月离世。在这漫长的四年中，母亲几乎日以继夜地往返医院，悉心照料父亲的医疗与日常生活。她的辛勤与劳苦，至今仍历历在心。

自迁居济南之际，父亲与母亲便着手规划撰写回忆录，陆续录制了近二百盒磁带。随后，母亲将每一字每一句细细整理成篇。十年光阴荏苒，最终由父亲亲自审阅并定稿。在父亲和母亲的晚年时光里，他们全情投入于回忆录的编纂工作。2006年，父亲的回忆录在香港正式出版面世。

2011年4月9日，母亲不幸因突发性大面积心梗在北京离世，享年八十八载。同年5月，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将母亲的骨灰送回江西永丰县君埠乡，与父亲安葬于同一墓地。愿他们在永恒的天国继续相守，永不分离。

吴法宪晚年学会做饭。